在中国，历史则选择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民族、国家的行进历程。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与国家的危机时期，都因为其内部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而保持了自身的行进轨迹。春秋时代，“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时，能在危机中生存自救，说明华夏民族内部有着十分强大的自我调节和应付挑战的机制。春秋时代又进一步强化了自夏以来的民族、国家、文化在认同意识上的一致性，对于中国社会中民族与国家形态的延续，起到重要作用。其后，尽管历经战国时由邦国向帝国的政治一体化和“诸夏”向统一的华夏民族的一体化，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数个大一统和分裂的朝代，华夏民族与国家始终保持独自发展的历程。同时，它也使民族与国家，在政治、文化、民族意识上都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内聚的形式与态度。这种形式与态度，本质上对华夏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方向起了定位作用，也促成民族、国家几千年来不断发展，并形成一些重要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的特点。
    1.种族的兼容性。自春秋以来，这种民族融合的趋势就更加明显，血缘界限越来越淡化。如在春秋中后期，华、夷交错杂居的状况加剧，夷夏之间的通婚不断发展。例如晋献公与戎女的婚媾，赵国与白狄的姻盟，被视为夷狄之国的秦、楚、吴、越与中原诸侯国的联姻等等。这促使华、夷在血缘、文化上进一步融合与发展。从春秋到近代，在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上，许多周边民族及其氏族、部落，通过和华夏（汉）族在文化与婚姻等方面的交融，逐渐融入华夏（汉）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尤其是春秋战国、魏晋、宋元明清时期几次大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加速了华夏（汉）民族的发展与壮大。事实上，在中国，不论朝野，不论士农工商各阶层，都承认并注重民族的兼容性，而淡化血缘界限。两汉、魏晋自不待言，以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盛大的唐王朝为例，其最高统治阶层的李氏王族，就是一个典型的胡汉融合的混血家族。据史载，李渊先辈世与关陇少数民族贵族家庭通婚。李渊之母独孤氏、李渊妻窦氏（纥豆陵氏）、李世民妻长孙氏均为胡族，应是世系汉胡混血家族。而唐初高祖、太宗倚重的关陇贵族集团中人，大多为西魏、北周以来之世胄或胡汉混血世族。正是这种胡汉夹杂的世系因素，才使大唐统治者有着空前宽广的胸襟，“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唐太宗语）。（43） 唐王朝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构成大唐文化的繁盛气象。
    2.国家对民族的安全性义务。在华夏（汉）族人们的意识中，作为主权的“中国”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汉）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也成为共识。国家维护统一的职责与民族的和睦、安宁往往紧密相连。它使民族的统一与安全常常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的最核心问题之一。自秦、汉以来，北防、南征就成为历代统治者最重要的政治、军事要务。不论是秦代修筑长城，还是汉武帝时大规模出击匈奴，都是这种国家、民族意识的表现。在封建国家的视角下，关注华夏民族安危是国家应尽的义务。而在华夏民众看来，国家、政府对民族的安危存亡背负极大的政治责任，“亡国”与“亡种”常常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每当民族危机来临时，人们就将“救亡”与“救国”联系在一起，将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寄托于国家，期望执政者能领导民众，担负起救亡与救国的责任。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有无数例证可以说明。尤其在近代，当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救亡”与“救国”则成为激励人心的两大时代主题。
    3.文化的互融性与开放性。民族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内的认同和对外的接纳、融合是其重要属性，也是民族凝聚与活力的源泉。华夏民族在文化观念上，常常有着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巨大包容力、互融性与开放性。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尊重差异，整合差异。秦汉以来，中国东西齐、秦的邹鲁、关中文化的融合，南北楚、汉文化的交融，不仅铸成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彩，而且也影响了华夏民众互融与开放的文化观念，即不限一域，博采众长。“中国”在时空上虽相对固定，但是在文化上却可以变化，十分开放。只要承认华夏传统文化，承认华夏的政治价值、道德礼仪观念，就可以被接纳为华夏民族。在承认华夏基本价值观念的尺度下，各个民族、各种文明成果都可以渗透、交融于华夏文明之中。这种互动历程，使汉晋、唐宋，乃至元明清等时期，来自东西南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例如西域的音乐、舞蹈、瓜果、技艺等）不断传入中原大地，与华夏文化融合，形成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化、互融，从而影响着华夏文明的进程。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华夏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早已不限于其生成时期的文化范围，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互动、互化的，交融并进的，融合东亚大陆各文明国家、各民族文化精华的产物。
    四、华夏：民族与国家一体化的价值观
    自秦汉统一帝国形成之后，中国的国家与民族意识进一步发展，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更加呈现出一致性。早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傲视六合的“天下”观念及国家、民族大一统思想就成为重要主题，“天下”观成为指称华夏国家与民族同一性的极其重要的范畴，而“圣王执一，四夷皆至者”（44） 成为吕不韦等人的一种宏大的政治、社会理想。其后，华夏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同一性就不断表现在我们民族意识的深层结构即民族、国家的价值评判上。在汉代人的历史观念中，“圣王同祖”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不论是文明的开端，还是国家、民族的起源，均上溯到炎黄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其开阔的国家与民族视野，阐释了“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社会理想，将“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中国四边的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历史，并使之成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及政治上国家治统的渊源。经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而经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董仲舒治《春秋》，就曾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政治一体和民族（夷夏之辨）一统的思想意识，并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45） 《春秋公羊学》的注释者则进一步表达了秦汉封建大一统时代时空相结合的“天下一体”观念。在他们看来，历史是按照“三世”和“外内”这一时空结构发展的。所谓“三世”是表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时间演变，“外内”则表示中国乃至天下的夏、夷共处的空间范围。在这一主张国家、民族、文化终将一体化的时空观中，“据乱世”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46） “三世”说表现的是秦汉大一统下新的国家、民族、文化观念，它以非常的自信，表现了一种对于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开放态度和宇宙观念，即国家与民族之间、华夏与夷狄之间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界限。不论从政治国家，还是民族或者文化的角度看，各民族都能够相互在一个“天下”体系内和平共处，尽管这种“天下”观念带有浓厚的华夏优越及中心意识。“三世”说作为一种政治与文化学说，在封建大一统时代，对于铸成华夏民族与国家意识的一体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