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近代中国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再塑--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例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随着列强的入侵，古老的中华帝国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的以天下一体观为核心的世界秩序理念和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下，在新的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中开始瓦解，原有的帝国朝贡体系及其观念逐渐崩溃，人们开始放眼看世界；另一方面，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人的文化与民族优越感受到挫折，长期以来形成的华夏自尊的民族认同感受到极大挑战，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由此对于以华夏为中心的传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涵和意义产生怀疑。尤其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推动下，西方新的思想文化传入加剧，一大批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将国家向近代化推进。从宏观上看，近代世界的国家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西欧近代历史与思潮的演变联系在一起。但在中国，它却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紧扣结。在鸦片战争失败的背景下，“救亡”与“图存”的时代主题直接导致人们对于中国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深入思考。在这方面，早期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大力批判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发展工业、商业，富国强兵，积极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乃至黄遵宪、严复等人，或者大力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旧的伦理纲常，积极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或者积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认为中国要避免亡国灭种的威胁，就一定要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中，由此在民主政治和国家主权学说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在这些维新思想家的倡导、呼吁、推动下，西方思想迅速传播，主权在民、国家主权的理念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说，直接推动了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出现，它对于封建的“家天下”政治国家学说与“夷夏”之别的传统民族意识的解构起到重要作用。
    在此情况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家思想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新的民族主义与国家思想是对当时新的世界局势的一种回应。它反映在多个方面。但是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倡导新的主权国家的认同意识，确立近代国家观念。在认识到传统儒家“天下”观不合时宜后，人们的观念开始由过去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转向接受中国只是世界主权国家体系中的一员。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期将中国建立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从而加入国际社会平等互利的主权国家体系。其二，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在民族关系上，以华夏民族为“天下”中心的民族文化优越观念，转变为接受世界各民族平等的观念。在近代国家与民族的内忧外患中，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提倡一种新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意识，即主张在当时中国的地域范围内以国家的政治权力为界限，使其内部的各个民族团结、合作，融合为一体，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中华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抗敌御辱。
    这一具体的历史过程，即中国近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思想的发展主流，是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思想和传统的中国民族认同思想结合，并且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救亡和争取民族独立始终是中国所面临的首要主题。正是在这个主题下，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成员，自觉凝聚在民族团结这面旗帜下，为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振兴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近代历史上，不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党人，抑或倡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进党人，还是强调自由主义的近代知识分子，或者坚持以传统文化挽救沉沦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尽管其政治主张与所属的思想流派不尽相同，但在涉及民族与国家复兴这一根本问题时则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大批爱国志士和知识分子，面对主权沦丧、山河破碎的局面，积极主张用政治演进的道路来解决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题。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当时的爱国志士和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民族这一问题上，几乎都将国家的主权、独立、振兴和富强看做民族复兴的基本保障，将国家主权和国家认同看做民族认同的中心问题；而将民族认同，即在一国界域内民族对于自身以及对于中国国家的认同，作为取得国家独立、主权的必要手段。因此，国家认同作为民族认同的体认方式、表现符号，使民族与国家这两大主题始终联系在一起。
    在近代历史上，主张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一致化的重要代表，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与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学说的倡兴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民族与国家的内忧外患更甚，人们强烈要求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中国。但是，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的弊端也暴露出来，使得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注意中国发展中应当避免的问题。于是在“救亡”与“救国”的相互推进中，时人有一个对西方民族国家思想和西方文化正反两面性的认识深化的问题，并由此产生出在国家与民族认同问题上逐步具有的中国化特色的认识。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是如此。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倡扬者。1903年以前，梁启超与当时大多数人一样主张反清排满，提倡建立与德国、意大利一样的资产阶级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由此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他于1901年著《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主张借鉴西方政治制度及种族革命形式以达成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复兴事业。“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52） 其后，梁启超游历美国，思想发生转变。1903年，他写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介绍并接受西方政治学者伯伦知理关于国家与民族学理论，主张建立在一国界域内的多民族的民主政治国家：“盖世界文明，每由诸种民族互相教导，互相引进而成，一国之政务，亦往往因他民族之补助而愈良。”“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53） 这种“小民族”与“大民族”思想，是对于旧的华夷民族思想的一种超越：即我们不仅要注意汉族与他族的界限，更要注重在一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团结、同一，合国内诸民族之力量，奋起中华民族之精神，以“新民”之措，建立独立的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由此去争取中华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固有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梁启超十分注意在民族与国家思想的发展中，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结合为一体，将其作为“救亡”与“图存”的中心问题看待。为此，他积极从政治文化角度呼吁近代国家与民族的构建，大力提倡国民是国家主体的思想，主张近代国家已经不是封建皇权家天下的私产，而是全体国民的共有财产。另一方面，在1903年以后，他又热情地宣传以国家利益为最高价值观念的思想，积极主张全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加强对于国家的认同，强调中国的民族精神与“中国魂”，并以国家主权至上的政治文化观去作为“救亡”与“救国”的手段。为此，他疾呼各地同血统、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均应视如同胞，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抵御外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