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8月，胡适从上海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后，高擎“文学革命”的大旗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在回国短短的几年中，便取代梁启超成为了思想界新一代的领袖人物。其成名之骤，崛起之速，令学界叹为观止。
    胡适年长钱穆4岁，属同辈中人。1917年9月，当年仅26岁的胡适春风得意地登上北大讲台，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时，此时的钱穆正辗转于家乡无锡的乡村小学任教，“日夜与学校诸童同其起居食息”。1918年8月，奠定胡适学术地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完稿付梓，由北大校长蔡元培作序大加称赞时，钱穆正在家乡七房桥附近的荡口鸿模小学教书。这一年，是他读书最专最勤之一年。钱穆所读之书，固然多是《语》、《孟》、《老》、《庄》一类的古代旧籍，但他对当时学术界的新思想、新学说并非全然不闻。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揭地狂飙席卷中国大地之时，他对《新青年》杂志，皆逐月拜读，在拜读的文章中，自然包括胡适的文章，特别是他最有名的宣传白话文的文章。钱穆最初得知胡适的大名，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之所以“暴得大名”，主要得益于他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在胡氏的大力倡导、宣传下，一场提倡白话文的运动迅速席卷全国。蛰居乡间的钱穆对胡适倡导的这场白话文运动颇为关注。1919年秋，在无锡梅村县四高小任教的钱穆转入后宅初小任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亲自试验一下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所在。1920年2月，钱穆写成一篇研究白话文的文章，认为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语体，这种新语体的主旨在于：一方面要镕铸白话文的精神于文学之中，另一方面还要“以文学之兴趣，方便灌输于白话使用界之脑海，而求其两方面之相接近。”① 而他本人在后宅小学用白话文教授作文课，四年级学生“最短者能作白话文两百字以上，最多者能达七八百字，皆能文从字顺，条理明畅。”② 今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中的《白话历史教科书》，就是当年他在后宅小学任教时用白话文编写的历史课本。
    总体而论，钱穆与胡适一生论学多有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开始就对胡适的思想采取全盘拒斥的态度。1923年，胡适、梁启超应清华学生之请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入门书目”，尽管在胡适开出的书目中有《三侠五义》一类的小说而无《尚书》、《史记》等经典古籍而遭到梁启超的嘲笑和挖苦，然而钱穆1925年在《新教育》杂志上撰文仍将二人并提，称“梁任公、胡适之两先生，曾为学者开列最低限度之国学入门书目”，“梁、胡为并世大师，其言当信”。③ 在钱穆早年著作《国学概论》中，他对梁、胡二人的诸子学研究做了这样的比较：“梁任公谈诸子，尚在胡适之前，然其系统之著作，则皆在胡后”，梁书叙述时代背景，较胡书更为精密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从中不难看出，青年时代的钱穆对新一代学界领袖的尊崇。
    钱穆早年治学由子学入门，其治学曾受过胡适的影响。比如在诸子起源的问题上，他就赞同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的新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之说。在他早年的墨学研究中，就直接引用过胡适的研究成果。在1928年春完成的《国学概论》最后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中，他对胡适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多有肯定，称其书“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④ 在研究子学的方法上，钱穆也明显受到胡适的影响。1928年夏，钱穆应苏州青年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演讲，他在演讲中公开声称，他研究《易经》的方法正是采用了胡适“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并宣称这是“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⑤
    钱穆与胡适初次谋面大约在1929年，当时钱是苏州省立中学的国文首席教师，胡则是上海公学的校长。据钱氏回忆，胡适是应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的邀请来校作演讲。久仰胡适大名的钱穆自然不会放过向他请教问学的机会。他在撰写《先秦诸子系年》时，有两书讨论《史记·六国年表》。因苏州藏书不丰，“遍觅遍询不得”。胡适是子学研究的名家，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实际上是一部研究先秦诸子的著作，遇到学术上的名家，钱穆自然会出口相问。也许他所问的两书确是罕见之书，胡适真没有见过，所以当时未能立即回答出来。初次见面，就以疑难相询，不免使这位学术界的领袖人物陷于某种尴尬的境地，钱穆事后也有“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之自责。不过，因问题久积于心，“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属自然之事。
    钱、胡二人初次谋面之事见于钱穆晚年的回忆《师友杂忆》中，在胡适的《日记》中没有留下记载。在钱穆的记忆中，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不大愉快，以后的进一步交往自然就谈不上。他在回忆中甚至用了颜斶齐王的典故来比喻两人间的关系，对新一代学界领袖胡适对自己不以为意颇有责备之意。在钱穆的印象中，胡适“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专家学者。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惟远避为是。”⑥ 其实，这段评论出自思想完全定型的老年钱穆之口，与青年钱穆对胡适的看法颇有距离。钱、胡二人再次见面，是在钱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之后。在北平近8年的交往中，两人时有通信往来，钱不仅以“领袖群伦”的学界领袖视胡，而且还多次到胡适府上拜访，“面候起居”，他还要胡适为他早年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作序，所谓“惟远避为是”云云，那自是出自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