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钱穆与胡适的交往主要是建立在对学问的研讨上，换一句话说，两人的交往主要是学术之交。在治学上，两人有同也有异，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相互间也有不少分歧。
    钱穆与胡适在学术上的第一回合往来，是关于经学今古文问题的讨论。如前所述，胡适原本是相信晚清今文家言的，后来他读完《刘向歆父子年谱》后改变了看法，逐渐从今文家的主张中摆脱了出来。此点连胡适本人也不讳言。1931年4月21日，胡适主动写信给钱穆，表示愿意加入今古文问题的讨论中来。他在信中说：“我以为廖季平的《今古学考》的态度还可算是平允，但康有为的《伪经考》便走上了偏激的成见一路。崔觯甫（适）的《史记探源》更偏激了。现在应该回到廖平的原来主张，看看他‘创为今古学之分以复西京之旧’是否可以成立。不先决此大问题，便是日日讨论枝叶而忘却本根了。”（15） 钱穆对胡适加入讨论颇感兴奋，在4月24日的回信中说：“先生高兴加入今古文问题的讨论，尤所盼望”。随后在信中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窃谓西京学术真相，当从六国先秦源头上窥。晚清今文家承苏州惠氏家法之说而来，后又屡变，实未得汉人之真。即以廖氏《今古学考》论，其书貌为谨严，实亦诞奇，与六译馆他书相差不远。彼论今古学源于孔子，初年、晚年学说不同。穆详究孔子一生，及其门弟子先后辈行，知其说全无根据。又以《王制》、《周礼》判分古今，其实西汉经学中心，其先为董氏公羊，其后争点亦以左氏为烈。廖氏以礼制一端，划今古鸿沟，早已是拔赵帜而立汉帜，非古人之真。（16）
    胡适突破康有为、崔适“尊今抑古”之说后，回到廖平“平分古今”的立场上来，主要借助了钱穆《年谱》中的观点。在钱穆看来，廖平以礼制的不同划分今古二派，实非得古人之争。言外之意，胡适赞同廖说，实际上仍未从今文家说的牢笼中摆脱出来。在胡适那里的所谓“本根”之说，在钱穆这里早已得到了解决，他是先摆脱了“平分古今”的束缚，故对“尊今抑古”之见就有了势如破竹的胜算。（17）
    钱穆力攻今文之非，但他并没有站到古文家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在他看来，今文、古今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的真相并不相符，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今古门户的成见。钱氏自言经学上的问题，同时即是史学上的问题，他“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钱穆最终是否说服胡适放弃廖平“平分古今”的主张，囿于材料，不敢妄断，但在胡氏日渐脱离今文家言，相信古文经决非刘歆作伪的问题上，钱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是钱穆影响了胡适。
    钱穆与胡适学术上交往的第二回合，是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主张老子先于孔子的代表人物是胡适，梁启超对“早出说”观点不以为然，其《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首先向胡适发难，提出《老子》为晚出之书，赞同梁氏意见并续有讨论的著名学者有顾颉刚、冯友兰、钱穆等人。
    钱穆对《老子》早出说很早就发生怀疑。1923年夏，他写成《老子辨伪》一文，即主《老子》为晚出之书。1930年12月，钱穆把《老子辨伪》易名为《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发表在《燕京学报》第8期上。在文中，他紧紧抓住《老子》书中关于“道”和“名”这两大观念，就先秦学术思想的系统立论，来探求这两大观念的由来以及承先启后递嬗转变的线索，得出了《老子》一书出《庄子》内篇之后。
    钱文刊出后不久，就受到了胡适的注意。1931年3月17日，胡适致信钱穆，对他考证《老子》的方法，即“思想线索”的论证法提出了批评：
    去年读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谱》，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应为“第八期”--引者）上读先生的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我觉得远不如《向歆年谱》的谨严。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之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18）
    在胡适给钱穆写信后的第四天，即3月22日，钱穆在燕大同事顾颉刚、郭绍虞的陪同下，到胡适家中拜访。那天恰好是星期天，主客之间谈论的话题尽是《老子》的年代问题。钱、顾主晚出，胡仍坚持前说。对于这次面对面的争辩，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也留下了记载：
    颉刚与郭绍虞、钱宾四来谈。宾四费了许多年的工夫著了一部《诸子系年考辨》，凡数十万言。老子的移后是其中的一个要点。故他今天仍争辨《老子》不会出于战国以前。他问，《老子》已说“礼者忠信之薄”，似是很晚的一证。我说，《论语》不曾说有林放问礼之本吗？此问与孔子所答正足证其时“礼”已发生疑问了。
    他又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似也是很晚的证据。有退必有“进”，那时贵族政治之下，有什么个人进退。我说，又错了。《诗三百》篇里已可看出私人的入政治场中，《论语》里已有家臣同升之事，吴越杀功臣不是春秋末年的事吗？再上去，周公居东，祭仲、管仲都不是先例吗？
    他又问，散文夹韵文是否散文成立以后的事？我说，韵文成立最早，纯粹散文在后，而《老子》的文体正在过渡时代。（19）
    钱、胡二人关于《老子》年代争论的第二次交锋是在钱穆任教北大之后。1932年春，钱穆应北大《哲学论丛》征文，写成《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一文，从时代背景、思想系统以及文字、文句、文体等方面对《老子》一书进行了全方位考证，力证《老子》出庄周后，为战国晚期的作品。该文也受到了胡适的重视。大体而言，此一阶段的争论是钱穆主攻，气势逼人，大有推到“早出说”之势。胡适主守，仍持旧说，未有改变。
    面对钱穆咄咄逼人的攻势，主守的胡适也在伺机反击。1933年5月，胡适在北大《哲学论丛》上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对钱穆等坚持“晚出说”的论者进行了全面回击。这是钱胡之间讨论这一问题的第三次交锋。此时胡适由守转攻，对钱穆等人在考证中使用的“思想线索”论证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
    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证明《老子》之书不能出于春秋时代，应该移在战国时期，梁启超、钱穆、顾颉刚诸先生都曾有这种论证。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我现在很诚恳地对我的朋友们说，这个方法是很危险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你的成见偏向东，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如果没有严格的自觉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决不会有证据的价值。（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