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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史研究》 陈勇 参加讨论

在讨论中,钱穆对胡适研究禅宗史的方法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固然不能抹杀考据工作,但也不能仅凭考据便认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科学地发挥考据工作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须先渗透思想本身。如果对思想本身无甚深的理解,一篇即便是“尽量运用考据的论文,骤看起来像是很客观,但有时却可能有极深固的主观意见包藏在内”。对《坛经》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果对《坛经》下一番考据功夫,应先对《坛经》中的思想有所认识和了解,不能放下《坛经》思想于不顾。钱穆认为胡适研究《坛经》和中国禅学史的最大毛病就在于只讲证据,不及思想。他在《略述有关〈六祖坛经〉之真伪问题》中说,“我认为学术研讨不能抹杀考据工作,但考据工作在学术研讨上其地位亦有限,不能单凭考据,便认为已尽了学术研讨之能事。”“胡博士平常教人,每喜说‘拿证据来’,但在思想本身范围之内,有些处只能就思想论思想,证据只能使用在思想之外皮,不能触及思想之内心。”(31) 在后来所写《评胡适与铃木大拙讨论禅》中也尖锐地批评道:“胡适对中国禅学,并无内在了解,先不识慧能、神会与其思想之内在相异,一意从外在事象来讲禅学史,是其病痛所在。不仅讲禅学史犯此病,其讲全部中国思想史,几乎全犯此病。”(32) 在钱穆看来,研究禅学史应与以前的儒道思想及以后的理学思想一并研究,应把禅宗放到整个中国佛教史、中国思想史中去考察,才能得出一确当地位。否则,专言考据,只根据一些书籍上的材料,偶见一些小破绽,便轻生疑猜,这就如同疑毫芒而疑泰山,只能触及外皮形象,并未触及禅学思想的内在本质。当然,这些严厉、尖锐的批评之语,胡适早已听不见了。
    
    钱穆对于胡适,有一个由尊崇到疏远再到公开对立的转变过程。钱、胡关系开始疏远始于1930年代后期,疏远的原因主要与二人所持的不同的文化观有关。
    胡适主西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西化派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全盘西化”一词,是胡适在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所写的一篇英文《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提出来的。在30年代中期爆发的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论战,当主西化最烈的陈序经把胡适归为折衷派时,很不服气的胡适立即站出来公开声称“我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胡适对自己的观点作了部分修正,用“充分世界化”代替“全盘西化”。不过名异实同,并没有改变他一贯主张西化的实质内容。
    钱穆主本位,是文化民族主义者。不过,早年的钱穆对五四时期的新思想多有接受,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有正面的肯定和评价。他在1928年春完成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实验主义态度与方法的评价是:
    胡氏自述其实验主义之态度,亦即新文化运动背后之哲学根据也。自严复开始介绍西洋思想以来,能为有主张的介绍,与国人以切实的影响者,惟胡氏之实验主义而已。新文化运动之经过中,有功于社会者,皆能明了此实验主义而不背焉者也。至于新文化运动中之一切流弊,正缘不能了解此实验主义之真精神与确切应用其方法耳。(33)
    相反,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学衡派,他似乎并不看好,称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对于学衡派“引依西说”,介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也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介绍仅是“零篇短章,未为读者所注意也”。(34) 不过,随着钱穆文化观的日渐成熟,他对新文化运动否定性的批评代替了原来肯定性的评价。
    事实上,自1930年代中期以来,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西化倾向的反省和批评就不断见诸于笔端。1936年9月,钱穆撰成《略论治史方法》一文,把西化论视为“一种崇洋媚外观”加以批评。在1937年1月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他批评西化论者“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对西化派主张更是痛加挞伐,“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乃不见其为病……转而疑及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国史大纲》是钱穆文化观成熟后的一部力作。从此以后,他展开了对西化派的全面批判。
    曾经拥有过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发展到近代,的确是衰颓不振,病痛百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必须要进行一番彻底的调整和更新,这是钱穆、胡适二人都承认的。所不同的是,西化派的主将胡适认为,这种调整和更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必须要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推动,中国要进行近代化、现代化,必须要全面向西方学习,全盘西方化。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钱穆认为传统文化的调整和更新不能自外生成,它必须来自中国文化系统的内部。因为“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35)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把这种调整、更新称之为“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生长。”在钱氏看来,近代的中国文化虽然不幸走上了“病态”、“顿挫”阶段,但是“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所以他极力主张用中国文化自身的力量来医治文化病,把失落的文化自信重新找回来,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杀开一条出路”。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西化派的批评引起了该派的强烈反应。据说胡适的密友毛子水读后“愤慨不已”,欲作一文批驳。胡适手下另一位大将傅斯年称钱穆“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36) 言外之意,没有留学欧美背景的钱穆对西方文化知之不多,是不配在这一问题上大发议论的。远在美国作大使的胡适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由历史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多从文化问题入手来思考和研究问题。他自述1940年代初自己在学问研究的重心上之所以有如此的转变,实由“国内之社会潮流有以启之”。这里所谓“社会潮流”,实际上主要是指流行当时学术界的西化思潮。钱穆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表明了自己的学问宗主: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以批判西化主张为己任。自此以来,无论是在他的文章著作中,还是在西南后方各地的演讲中,他对西化思潮都作了不遗余力的谴责和批评。
    钱穆对西化派的攻击,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并非全然不闻。钱穆1940年代前半期所写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月刊上。1943年张其昀赴美讲学,其间把已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各期送胡适指正。胡适读后在当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了如下一段评论:
    这几天读张其昀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I-XX,卅年八月卅二年三月),是在贵阳印行的。
    这是张君主编的,钱是蒋介石先生拨助的,其中重要人物为张其昀、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他们没有“发刊词”,但每期有启事,“欢迎下列各类文字:
    1.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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