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南方金银器，史籍有明确记载。据《新唐书·地理志》云，当时全国上贡金银器的地方有五处：淮南道扬州、江南西道宣州、剑南道绵州、岭南道桂州、贵州。这五处在地域上全属南方地区，而以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主。另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唐敬宗初即位，“诏浙西道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件进内”，说明浙江西道也是南方金银器的一个重要制造地。依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现对唐代南方金银器进行考察是完全可行的。
    1.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发现：
    至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唐代金银器中，可以肯定属南方器物的是几批带有錾文的进奉器物，下面一一列举：
    （1）双凤纹裴肃银盘：盘底錾文为“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①。
    （2）卧鹿团花纹六曲三足银盘：盘底錾文为“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中史丞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②。
    （3）双鱼宝相莲瓣纹李勉银盘：盘底錾文为“朝议大夫使持节都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江南西道观察处置都团练守捉及莫徭等使赐紫金鱼袋臣李勉进奉”③。
    （4）鸳鸯绶带纹李杆银盘：盘底圈足内錾文为“桂管臣李杆进”④。
    （5）鎏金双狮纹菱形圈足银盒：盒外底錾文为“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⑤。
    （6）鎏金镂空鸿雁路纹银笼子：笼子底部边缘錾“桂管臣李杆进”⑥。
    （7）流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盆外底錾“浙西”二字⑦。
    上述带有錾文的金银器，大多数是任职南方的官吏为纳官进爵而进奉的。从錾文中的地名来看，与文献中所载的上贡中心基本吻合。这些器物的出土，为唐代南方金银器提供了标准器物，现将其特征归纳如下：
    （1）器物多采用四、五、六等分划分口、腹。
    （2）装饰手法采用多重结构的散点式，严整有序，讲究对称。
    （3）器物底部以双凤纹、卧鹿纹、摩羯纹、双鱼纹、鸳鸯与阔叶折枝花组成圆形团花。腹壁或口沿装饰小簇花、“一”字形扁团花。凤纹、鸳鸯多为对鸟状，或飞翔，或嬉戏。特别是凤尾最有特征，由阔叶折枝花组成，已趋抽象化。器物口缘、足缘饰简化的仰莲瓣或鸿雁纹。缠枝西蕃莲叶也是重要纹饰。
    （4）器物腹壁纹饰内外雷同，犹如“渗透”。
    （5）银盒一般置宽大喇叭形圈足，直腹，子母扣，盒盖高隆。
    这几点特征是判断唐代南方金银器的重要线索。依据这一线索，基本可以肯定在江苏镇江甘露寺⑧、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⑨、浙江长兴下莘桥⑩、西北工业大学校园（11）、西安东郊新筑（12）、江苏丹徒（今镇江）丁卯桥（13）、陕西蓝田杨家沟（14）、西安交通大学校园（15）、西安市太乙路（16）、西安城内建国路（17）、浙江临安水邱氏墓（18）、陕西咸阳（19）、陕西扶风法门寺（20）、西安市和平门外唐长安城平康坊（21）等地发现的唐代金银器属南方器物。除此而外，西安市城建局送交的三件金银器也属唐代南方器物（22）。这些金银器是考察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基本材料。
    2.唐代南方金银器特征：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代南方金银器来看，其特征是明显的。通过对其制造年代、种类、造型、纹饰等几个方面进行概括，可以勾勒出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基本轮廓。鉴于金银器具有工艺美术品的性质，分型定式存在一定困难，本文在论述其特征时采取综合叙述。
    （1）从制造时间来看，目前发现的唐代南方金银器中有的刻有制造年代，这是考察其制造时间的重要依据（见表一）。
    表一
    从表中所列南方金银器的制造时间来看，最早在上元年间（760年）以后，说明南方金银器的大量制造并兴盛与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南移有密切关系，这也可以从史籍的记载中得到反映。据《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门》贞元十二年注云：“兴元初，克复京师后，府藏空虚，诸道之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进奉不息。韦皋剑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进，杜亚扬州，刘赞宣州，王伟、李锜浙西皆竞为进奉，以固恩泽。……天下贡赋根本，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而聚敛不息。”在文献记载的进奉器物中就包括金银器，这又可以从金银器錾文中得到证明。
    （2）从器物种类而言，唐代南方金银器中常见器形有盘、杯、碗、碟、注子、盒、盆、羽觞、罐、锅、棺椁等。也有一些罕见器形如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银筹筒、酒令旗、茶托、渣斗、三足壶等。这些常见器形与罕见器形共同组成了唐代南方金银器种类上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