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器物造型来看，南方金银器器口除圆形外，多用四、五、六等分，使得器物大量出现菱弧形、四出腰形、海棠形、椭圆形、五曲葵形、六曲葵形、菱花形等。其中以海棠形、四出腰形、五曲葵形较为常见，这种造型本身就是一种美观的形象，即使器物素面无纹饰也显得落落大方。器物的圈足多为宽大喇叭形，主要见于高足银杯、银盒、银碗、银筹、茶托，以丁卯桥出土的圈足器为代表，如凤纹菱弧形大银盒、五曲高足银杯等均属此类。仿生形态器物的大量出现是重要的南方金银器特征之一，如内蒙喀喇沁旗出土的双鱼壶、丁卯桥出土的鎏金蝴蝶形银盒及荷叶形悬鱼银器盖、蓝田出土的鹦鹉葡萄纹云头形银盒、西安城建局送交的荷叶形银盒等，这类器物的大量出现，反映出唐代南方金银器在制造中注重器物生动、世俗化。卷叶形三足在南方金银器中也大量使用，耀县出土的春秋人物三足壶是其典型代表。有些器物的三足虽已佚，但其底部呈鼎足状的痕迹证明其曾有三足，如内蒙喀喇沁旗出土的卧鹿团花纹六曲三足银盘等即为其代表。南方器物中的注子一般置管状流，体形瘦高，曲鋬，长颈。
    总之，唐代南方金银器以四、五、六等分划分器物口、腹，大量使用海棠形等形式，置宽大喇叭形高圈足，同时大量出现仿生形态器物等等，为其主要造型特征。
    （4）从纹饰来看，唐代南方金银器的纹饰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以蓝田、耀县、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北郊坑底寨、内蒙喀喇沁旗、扶风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器物纹饰为代表，主要是团花、折枝团花、折枝扁团花、折枝花、簇花类纹饰。第二大类以丁卯桥出土的器物纹饰为代表，主要是缠枝花类纹饰。这两大类纹饰共同体现着唐代南方金银器的纹饰特征。
    第一类纹饰：团花图案多见于器物的中心部位，以阔叶状为其主要特征。团花图案的组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由阔叶折枝花组成，如西北工业大学出土的簇花鎏金银碗的碗底团花图案、蓝田出土的折枝团花纹银海碗盖中心团花图案；一种由双凤、鸳鸯、鸿雁、卧鹿等动物及禽类纹饰与阔叶折枝花组成，如西安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双凤纹裴肃银盘盘底图案、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内底纹饰等。团花图案中的双凤、鸳鸯等禽类纹饰均以成双成对呈首尾相对飞翔状为其主要特征，且双凤纹的凤尾最有特征，由阔叶折枝状纹组成，江苏镇江甘露寺出土的金棺银椁上所饰迦陵频嘉尾部也是阔叶折枝状纹，这是判断唐代南方金银器的重要依据之一。折枝花图案多出现于器物腹壁，一种为花头下缩，夹于左右叶片之中；一种为十字形，此种纹饰主要见于西安新筑发现的银盘、丁卯桥出土的半球形银器盖、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鎏金十字形折枝花小银碟等器物纹饰。折枝团花是折枝花与团花图案之间的过渡形式，一类形似折枝花，但其根部已经消失，花头开始下缩，如耀县出土的鸿雁折枝花四曲银碗的折枝花即属此类；另一类则已完全趋向于团花形，如蓝田出土的鹦鹉团花纹银盘上所饰折枝团花就属此类。折枝扁团花则以“一”字形为其主要特征，内蒙喀喇沁旗出土的银盘上所饰折枝“一”字扁团花即其代表。小簇花一般为多头式，花头下缩，夹于左右阔叶之间，一种形似折枝花，枝、茎明显，稍留根部，以西安市太乙路出土的摩羯纹长形金杯腹壁所饰小簇花、西北工业大学出土的双鸿小簇花银碗腹壁所饰小簇花为代表；一种形似团花，花头包围于阔叶之中，以西安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双凤纹裴肃银盘上所饰团花式簇花为典型代表。
    第二类纹饰：缠枝花鸟纹主要见于丁卯桥出土的银盒盒盖及盘沿部分，纹饰主要是缠枝西蕃莲，疏密相间，其间双鸾纹、成双成对的鹦鹉呈首尾相对飞翔状，鸾鸟、鹦鹉均曳长尾，如丁卯桥出土的凤纹菱弧形大银盒、鹦鹉纹银盒的盒盖纹饰即其典型代表。
    除上述两大类纹饰外，唐代南方金银器上所饰摩羯纹，大多数也成双成对出现，且多数作嬉戏火焰宝珠状，完全类似鱼的形象。蝴蝶纹已趋蛾虫形，以丁卯桥出土的残盒盖上所饰蝶纹为代表。在器物的口缘或圈足缘饰仰莲瓣纹、椭圆形朵云纹、破式海棠纹、鸿雁纹等，也是唐代南方金银器纹饰特征之一。双鱼纹、卧鹿纹、蹲狮纹、龙纹等也在唐代南方金银器的纹饰中占有重要地位。卷草纹虽然也经常使用，但已不占重要地位。
    （5）从装饰手法而言，唐代南方金银器主要采用多重结构的散点装饰手法和满地装两种手法。前者主要见于盘、碗、碟、渣斗、长形杯等器物，后者则主要见于丁卯桥出土的银盒。另外，唐代南方金银器在装饰手法上还常使用一种特殊工艺，这种工艺的一般特征为器物腹壁内外纹饰雷同，犹如“渗透”，有人认为这种工艺是吸收印染工艺的结果（22），目前考古发现的此类工艺的代表器物有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蓝田杨家沟出土的鸳鸯绶带纹李杆银盘、折枝团花纹银海碗盖等。
    总之，唐代南方金银器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器物种类丰富，造型美观，花纹装饰华丽繁缛，工艺装饰手法多样等方面。
    注释：
    ①李长庆：《西安北郊发现唐代金花银盘》，《文物》1963年第10期。
    ②喀喇沁旗文化馆：《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鎏金银器》，《考古》1977年第5期。
    ③（11）保全：《西安出土唐代李勉奉进银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④（14）（23）樊维岳：《陕西蓝田发现一批唐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⑤⑥⑦（20）陕西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
    ⑧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分队等：《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