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印度政府、达赖集团三方合作建立“印藏特种边境部队”
    1962年中印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美印寻求情报合作对付中国，西藏问题成为双方合作的契合点。11月19日，肯尼迪召集高级政要讨论中印战争形势，商议美国增加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以及通过中情局训练西藏游击队的可能性。会后美国派出了以哈里曼为首的一个代表团前往印度商议具体合作计划。12月13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式批准了支持印度的计划：帮助培训乌班藏人游击队；西藏工作组制定计划重开海尔营为长期抵抗运动培训至少125人。这样在美国的支持和印度的直接控制下，在印度组建了以藏人为主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这是美印敌对势力出于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总体战略的需要，实行“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策略，利用外逃藏人适应高原气候、熟悉藏区情况、同习俗、通语言等特点，以帮助达赖集团“组织武装、打回西藏”为名，组织起来的一支反华别动队。“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后改为“印藏边境警察部队”）的总部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总部由印军的一名少将乌班任总监，达赖集团“流亡政府”的治安部长挂名为副总监。该总部隶属于印度政府的内政部保安局，下设“第22军区”司令部（Establishment 22），具体负责部队各项工作的计划与指挥，诸如士兵的招募、训练；部队的编制、装备、后勤供应和人事调动等。印度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达赖集团三方组织的一个八人联络组（印度三人，美国二人，达赖集团三人），负责筹建这支武装部队。具体分工是：兵员由达赖集团负责，分别在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境内的外逃藏人中招收。美国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部分经费，并协助训练。印度负责组编、供应，并选派一批军官到该部进行领导管理[7]。1963年4月中旬，中情局派出了一个八人顾问小组来到印度，帮助秘密培训十几位藏人飞机装配员，对藏人部队实施准军事训练。训练内容包括体能训练、游击战术训练和空降训练等。
    特种边境部队成立后除进行军事训练和组织建设外，主要担任边境“防务”执勤、特务派遣和两次参加印巴战争的作战任务。1966年，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还接受了原本是“乔里克特男孩儿”承担的窃听任务，将中国电话作为窃听对象。因为在中国内陆和西藏之间几乎所有的通讯都是使用地上线路，电话线架在水泥柱或临时支杆上。中情局已经通过从老挝越境的特工小组成功地在中国南方实施过窃听计划。搭窃听线是件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线路是沿着穿越西藏的公路并行搭建的，大部分地方要从边界跋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当把窃听线搭在电话杆顶端的时候，还要将电线接到一个封闭的卡式录音机上，因为每个磁带的录音时间有限，还要派一名特工留在附近换磁带，并将磁带带到印度，让中情局分析。1966年中期实施的一个代号叫“双子座”（Gemini）的行动证明特种边境部队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他们从东北边境区（NEFA）进入西藏境内，由C-46飞机越过锡金走廊提供空投给养。但这个行动由于年底加尔各答一家报纸报道有神秘飞机飞越锡金上空而暂停[4] 207。
    中情局支持建立这支边境部队的初衷是，一旦中印发生战争或中国西藏出现大规模混乱的形势，可以利用这支队伍开辟一个第二战场。1966年中情局给“303委员会”的建议中曾提到这一点，但之后形势的发展从未出现这两种情况。70年代初，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前夕，开始减缩对达赖集团的援助，对该部队的援助逐渐停止。
    四、中情局培训西藏政治骨干致力于西藏问题国际化
    对于美国而言，60年代中情局插手中国西藏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准军事层面上，还包括更深层次的政治骨干培训。其第一个项目就是招募并培训行政官员和驻外代表骨干，同时成立由美国大学教授和退休外交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对这个项目进行监察。康乃尔大学作承办机构，中情局支付账单。学员结束培训后返回印度担任一些重要的政治机构官员及驻外外事机构代表[8] 739-742。
    1964年秋天，第一批西藏四人小组抵达康乃尔校园，开始了九个月的课堂训练，包括语言、比较政府、经济和人类学等科目。四人中有在海尔营作过翻译的比尔（Bill）和马克（Mark），他们来之前都在乔治敦大学进行了两年的英语水平提高训练。第二批有八个藏人，第二年秋天到达，其中包括在海尔训练营当过翻译的赤列·罗基·帕觉（Thinlay Rocky Paljor）和达赖喇嘛一个保镖的侄子洛桑·班觉（Lobsang Tsultrim）。半学期之后，有一半学生被悄悄送往马里兰的西尔沃·斯普林（Silver Spring），在那儿他们接受中情局为期一个月的特工训练，之后回到康乃尔，八人共同完成学习后一起回到了印度[4] 205。
    这12名在康乃尔受过训练的藏人回来后马上被派上用场。三人到特别中心工作，其余的分别被安排到中情局支持的在新德里、日内瓦和纽约的西藏代表处工作。新德里代表团（正式名称是神圣达赖喇嘛局）负责与驻印度首都各国使馆的联系工作；设在日内瓦的西藏办公室由达赖的哥哥洛桑三旦负责，主要任务是在中立的瑞士进行文化交流。在纽约的西藏办公室有三个康乃尔毕业生，这个办公室在1964年4月正式对外办公，主要任务是争取联合国对流亡藏人的支持。
    此外，美国还支持藏人在新德里建立了一个西藏文化学院，由中情局秘密向嘉乐顿珠提供资金用来搜集壁挂（也叫唐卡）和西藏主要佛教教派的其他艺术珍品。西藏之家（Tibet House）于1965年在新德里市中心正式成立，印度教育部长和达赖喇嘛共同出席剪彩，里面有一个博物馆、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商场[4] 205。
    1967年3月，一家对美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美国自由杂志《堡垒》（Ramparts）发表文章，揭露了中情局秘密支持各种私人组织包括亚洲基金（Asia Foundation）的内幕[4] 229。这个报道在美国产生严重影响。约翰逊总统批准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助理国务卿尼古拉斯·卡真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负责研究政府与私人组织的关系问题。当月底公开的研究结果建议，反对秘密帮助任何美国教育与私人志愿者组织。随即中情局终止了第三轮八名藏人在康奈尔大学的培训。他们在7月份被送回达兰萨拉，学校也没有再接受新的学员。虽然中情局也考虑过在一所美国大学继续这个小规模培训计划，但一直没有落实[4] 229-230。
    这一时期美国的西藏问题国际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利用联合国引起世界舆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联大曾在1959、1961、1965年三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攻击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鼓噪西藏“民族自决”[9]，其幕后总设计师即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前大使格罗斯（Ernest Gross）。格罗斯曾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两任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及哈马舍尔德的私人律师，他比任何一位美国外交官或律师都熟悉联合国的运作。他给嘉乐顿珠的建议是，“就主权问题的决议很难在联大获得支持，应就西藏人权遭到践踏向联合国发出呼吁”[10] 76。在美国的导演下，1959年10月21日，联大以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1353号决议》。1961年12月20日，联大以50票赞成、11票反对、29票弃权通过《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的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1965年联大又以43票赞成、26票反对、22票弃权第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对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缺席审判”，在国际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