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1. 美国的西藏政策是美国亚洲政策及其对华政策的附属物。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是苏联，在亚洲则以“遏制中国”为基本目标。按照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5913/1号文件的说法，就是要“阻碍亚洲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中共政权的发展；削弱亚洲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中共政权的实力；降低亚洲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中共政权的威信。”[11] 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木斯塘藏人准军事武装、秘密培训藏人特工向中国西藏渗透搜集情报、为达赖集团培训政治骨干等行动都是为美国的对华冷战战略服务的，因此在70年代初伴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美国停止了对流亡藏人的反华资助，由此引起了达赖集团的强烈不满，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批评美国“在政治方面出卖我们”[12]，一语道破了美国秘密支持、利用流亡藏人的实质。
    2. 冷战时期美国之所以选择通过秘密渠道插手中国西藏问题，是因为美国的这种行动不具有可信的法律依据，故而难以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道义支持。1961年夏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高层在讨论关于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时，其驻联合国大使斯蒂文森（Stevenson）就曾明确指出，“反对中国接管西藏行政权的法律依据是缺乏权威性的”[13]。所以当流亡藏人请求美国承认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时，美方表示承认“流亡政府的问题有点难”。美国的想法是，避免使人认为“西藏问题主要是由美国授意的一个冷战问题”[14]。所以人们看到在公开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只能授意像爱尔兰、萨尔瓦多这样的小兄弟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自己做幕后指挥，以所谓的“中国西藏的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
    3. 历史上，美国的对外政策常常披着理想主义的外衣，但在实践上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却一直是美国外交的核心。这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美国采取孤立主义的对欧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样，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也充分地体现了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1965年12月，当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请求美国政府重新审议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时，美国的回复是“如此改变达赖的地位不会有任何收益，事实是有可能会因为支持这种改变而有所损失”，所以美国一直没有公开承认达兰萨拉的所谓“流亡政府”。1970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给尼克松总统有关达赖喇嘛请求访问美国的备忘录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与西藏分裂势力走得太近（西藏问题）就会和台湾问题一样成为我们与共产中国改善关系的绊脚石。”[15] 所以美国秘密插手中国西藏事务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4. 中情局的西藏行动内容广泛，包括政治行动、宣传、准军事活动等，这些行动得到了包括总统在内的最高层的批准，其目标是“通过支持达赖领导下的西藏自治理念来削弱中共政权的影响与能力”，“通过对中共扩张的遏制来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NSC5913/1号文件计划的政策目标”[8] 739。但实际上正如中情局官员康贝（William Colby）在特别小组会议上说的那样，这些行动“不是特别有成果的”[16]，所以在基辛格访华、中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的谈判中中方根本没有提出西藏问题，是美国自己单方面停止了这种敌视中国的秘密行动[10] 78。
    注释：
    ①“303委员会”是美国高层协调海外秘密行动的机构，主要由国务卿、国防部长、总统的代表等组成。
    【参考文献】
    [1]Editorial Note. A letter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 to the Dalai Lama. 1960/2/20[G]//FRUS: 1958-1960, Vol. XVX. Washington D. C. : GPO: 809-810.
    [2]Editorial Note.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ibet, 1969-1972[DB/OL]. FRUS. available at http: //www. state. 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0146. pdf.
    [3]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M]. Public Affairs. 2000.
    [4]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 s Secret War in Tibet[M].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5]Memorandum From the Ambassador to India（Galbrait h）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Affairs（Ball） . 1961/11/30[G]//FRUS: 1961-1963, Vol. XXII. Washington D. C. : GPO, 170-172.
    [6]Memorandum for the Special Group. 1964/1/9[G]//FRUS: 1964-1968, Vol. XXX. Washington D. C. : GPO: 731-733.
    [7]唐家卫。 事实与真相--十四世达赖喇嘛其人其事[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159.
    [8]Memorandum for the 303 Committee. 1968/1/26[G]//FRUS: 1964-1968, Vol. XXX. Washington D. C. : GPO.
    [9]郭永虎。 20世纪中叶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无效外交尝试[J]. 西藏研究，2002，（4）：47.
    [10]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3, （3） .
    [11]U. 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September 25, 1959[G]//DNSA. Document Number: PD00593.
    [12]林照真。 喇嘛杀人[M]. 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9：316.
    [1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61/8/5[G]//FRUS: 1961-1963, Vol. XXII. Washington D. C. : GPO: 112-113.
    [14]Telegram From the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65/11/3[G]//FRUS: 1964-1968, Vol. XXX. Washington D. C. : GPO: 734-736.
    [15]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 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1970/3/23[DB/OL].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ibet, 1969-1972. FRUS. 1140-1142. available at http: //www. state, 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0146. pdf.
    [16]Editorial Note. 1963/9/19[G]//FRUS: 1961-1963, Vol. XXII. Washington D. C. : GPO: 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