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全球史”是近二三十年来兴起的史学思潮，它以鲜明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理论立场，以跨越民族、国家、文明的历史视野，已经对当今国际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按照本特利（Jerry H.Bentley）教授的定义，全球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①。全球史把文明间的交往与互动视为世界历史的主题，并主要从这个角度考察和解释历史的变动；全球史反对用本质化的、同一性的眼光去看待一种文明，而是把“文明”看作下述一种“社会景致”--用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话说，它无法用任何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这里有的是差异、冲突和不明确的边界，一致性和统一性是不存在的”。②正是这样一种全球史视野下的历史研究，如今已有力地破除了自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直线进步史观和世界史叙事，破除了那种有着高度同质性、连续性的所谓“西方文明”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史属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的进步思潮。
    全球史无疑会给中国史的研究提供很多新的研究视角、领域、课题、思路、材料等，但是，全球史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却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更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不仅仅带来学术生产的创新，更带来具有现实感的思想启发，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以形成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史”和“中国”论述。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起步伊始，就已经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范围内来重新定位和考察了。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按照欧洲史的三分法把中国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阶段：“上世史”自黄帝迄秦朝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则自乾隆末年开始，是为“世界之中国”。③时当晚清衰乱之世，但梁启超却满怀信心地憧憬着以现代西方文明浪潮的冲击为契机，中国史将进入一个与世界交融并进的崭新时代。其后，为了“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中国现代史家放眼“四裔”，重视“虏学”，关注中国之内以及中国与西域、印度乃至欧洲的种族迁移、文化交流、宗教传播。④1920年代末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乘势兴起，力图论证中国历史绝非特殊于“普遍历史规律”，同样遵循着“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郭沫若曾自许《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乃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篇，要求中国史学家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⑤。不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事业，正在进行反抗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和战争，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知识界无论“左”倾还是右倾，都自觉地意识到当务之急乃是构建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史叙事。傅斯年在1934年指出，西洋人作中国史多注重“外缘的关系”，每忽略于“内层的纲领”，而我们应把注意力转向“全汉”的问题，这些问题方能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⑥陈寅恪于1943年宣称近年来治学“实限于禹域之内”，“凡塞表殊族之史”则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⑦在抗战期间，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为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体系大功初成，经过之后的不断修改完善，形成了至今通行的“中国大历史”：中国历史以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为主线，以民族斗争与融合为辅线，走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在明清时代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来到了现代世界历史的入口。
    这一套至今无法取代的中国史叙事无疑是胸怀世界的，但它的世界基本上是一种由“东方”和“西方”构成的世界，“东方”以中国为中心，而中国又以中原-汉族-儒家为中心，向四周播散直至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西方”则以欧洲为中心，起源于希腊罗马，沉入基督教笼罩的黑暗中世纪，然后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两河流域、印度、伊斯兰文明，但是，它们似乎位于“东方”与“西方”之间，主要作用就是将平行并列的“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16-17世纪以后，主要由于君主专制的强化、地主阶级的腐朽、儒家思想的堕落、自然科学的停滞，中国迟迟不能从封建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之后，终于开眼看世界，看到的主要是“西方”及其率领下的现代文明潮流，那种宇内无对等国家和民族的“天下”观转变为“世界”观，而这个“世界”及其历史也就成了东方、西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这样的“世界史”和“中国史”，以中国中心主义强化西方中心主义，形成一个连环套，如今已日益丧失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能力，越来越不合时宜，确实到了该进行重大改写的时候。
    二 以边疆为中心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形成
    如今，在强调“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潮中，在西方、日本的中国学视野中，“中国”和“中国史”这个概念本身成了需要质疑的对象。不同种族、生产方式、文化-宗教传统的西藏、蒙古、新疆历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吗？历史上“夷狄”征服中原而建立起来的大帝国能理所当然地归入中国王朝的谱系吗？欧美和日本的区域史研究所呈现的宋朝以来中国各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也消解着有稳定文化特质和结构的“中国”及其连贯性历史，“中国”更像是一种压制“区域”的话语权力。“中国”似乎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没有不言自明的、天然的文化同一性和历史延续性。⑧在当今的时代，以阶级认同为基础形成的“人民中国”之观念日渐隐退，显然又不能祈灵于狭隘的族群认同，那么，何谓“中国”？怎样认识和讲述今天这样一个超越了民族、宗教、文化、经济和社会类型之差别的“中国”之形成？尤其是，如何重建一个能包容多种民族、文化-宗教传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的“中国”认同？这无疑是现实给历史学界提出的重要问题。
    借助全球史的视野，我们或许能够摆脱中原中心主义的眼光和心态，打破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中心-边缘”之别，以边疆地区为立足点，将边疆地区看作多元文明交流、沟通、互动的通道，看作多元文明交汇的从而形成自身特点的社会-文化区域，进而重新看待中国文明的多元格局，以新的眼光和思路考察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19世纪以来伴随着欧洲殖民扩张而兴起的东方学，将广大“东方”的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之迁移、传播、交叠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东方学家的眼中，并不存在一个当然的作为历史研究之基本单位的“中国”--其范围以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为限，这背后固然有一幅帝国主义的嘴脸或隐或显，但一些杰出的东方学家确实能摆脱由现代民族国家之体系、疆域造成的障眼法，而聚焦于中原农耕文明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世界绵延数千年的分合纠葛，就是经由这一层纠葛，中国其实早就连通于那个宏大的“欧亚历史复合体”，身在“世界”之中，与之有着一种相互联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