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热闹的“新清史”及其争论与“征服王朝论”也是一脉相承的。1996年，在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针对何炳棣于1967年所写的《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发表了《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提出，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征服最成功的朝代，其关键并非如何炳棣所说是采取了汉化政策，相反，清朝统治者依赖并保持了国语、骑射等满洲认同，利用与亚洲内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了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帝国，清朝并没有汉化或者说中国化。罗友枝强调研究清史要重视使用满文史料档案，重视考察满族人在清朝政治体制的各个领域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在她看来，清朝代表了“东亚”和“内亚”融合的最终阶段，清朝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们提出的并沿用至今的所谓“中华民族”，毋宁是一“想象的共同体”。（17）
    绝大部分近现代国家的成立，都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从过去的大帝国分离出来、独立建国的结果，而中国是少数的例外，基本保留了其帝国时代的疆域。西方、日本学者的“征服王朝”及其超越“中国”论，与其说背后隐藏着“亡我之心不死”的险恶政治意图，不如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以他们自己国家诞生于大帝国分裂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一个全然不同的中国。（18）正是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种很狭隘的非历史的假定出发，他们似乎认定，中国，无论是历史中国还是现实中国，都只能是近代欧洲式样的单一民族、同质文化的国家而绝不能是其他，如果做进一步的引申，中国就只能按照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式样切割自己、改造自己，才算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必须脱掉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身马甲，全面地、历史地考察那个多种民族、多样经济政治体制、多元宗教文化并存交集的“大中国”的形成。
    在给杉山正明著作的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姚大力区分了所谓“小中国”与“大中国”，他说，以汉文化去覆盖全国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一种“小中国”的治国理想，与之相比，辽、金、元、清政权相继创制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力求有效地将其他各种非汉人的活动区域纳入自己的统治，提供比中原传统体制更有弹性、更能容纳多样化的制度框架，这是一种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提供多样性发展空间的“大中国”模式，结合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官僚制国家和内亚边疆帝国的两种国家形态，这种“大中国”的国家模式是辽、金、元、清政权对中国历史独特而重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国家模式的创制和实践，今天的中国是不可能存在的。（19）
    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战国以至秦汉时代，以公羊春秋学为代表，形成了“大一统”的理想，主张夷狄进于中华则中华之，“中国”同时也是王道仁政、礼乐教化之文明传统的代名词，而不仅仅是哪个占据中原地区的具体国家。被汉族人视为“夷狄”的金、元、清统治集团往往通过一系列思想、文化手段继承中华“正统”王朝来获得合法性，从未中断的“正史”撰述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金朝、元朝还是清朝的统治者，没有谁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如果不抱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后见之明，又有什么理由把金朝、元朝和清朝从中国历代王朝之中除名呢？勒内·格鲁塞完全明白这一点，他说：“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是由13世纪和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铁穆尔·完泽笃为了古老中国的利益，通过使北京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和小亚细亚、高丽、西藏和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实现了……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这些统治者在他们的中国政府里，执行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纲领。”（20）
    面对欧美、日本中国学试图破解“中国”及其历史连续性之“想象”，葛兆光提出了“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的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宋代已形成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和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观念，具有稳定的核心性特质的“中国文化”已经成型，并从中心向边缘、从上层向下层扩散，使中国早早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他认为，这样一个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和观念的共同体”应该成为中国史叙事的中心、主线，因为它更能使中国史具有“明显的内在脉络”。（21）我认为，这其实是回到了强调“华夷之辨”的北宋的“中国”观，这种“中国”观企图把早已或正在渗入中华的“胡风”彻底清除，确立一种同质性、纯粹性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塑造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宋型文化”。这种“中国”观是那种“中国”和“中国史”解构论的简单对立面，其实和解构论者分享着同样的思想前提：首先承认单一民族、同质文化的“小中国”才是“中国”，然后以此为出发点追溯所谓中国历史的主线，这样的“主线”很难让人理解多民族、多文化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也很难说明中国的现实。只有真正摆脱“华夷之辨”，超越“中原-汉族-儒家”中心视角，摆脱那种先进的汉文化同化落后的异族统治者的狭隘观点，用一种互动的、结构性的眼光去重新考察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形成，才能深入理解今天这个“大中国”的存在，从而获得一种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对今天中国现实有说明能力的“中国”观。
    三 中国与“前现代世界体系”：怎样才算真正地“开眼看世界”？
    直至今日，中国史研究基本上分为断代史和专门史，与边疆民族-社会以及其他文明圈的互动交流一般被归入“民族关系史”和“对外交流史”的范畴之中。前者往往站在中原、汉族的角度，所谓的“民族斗争和融合”，其实更强调的是农耕-儒家文化对边疆民族的抵抗、统治和同化；后者则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线索比较单一地研究中外文化、贸易的往来和交流。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研究现状使得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研究处于两条平行线上，缺乏紧密的联系，造成各自颇为明显的局限性。应该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刻板界限，中国史的研究再不能画地为牢了。（22）我们常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拖入世界史，但全球史的研究表明，在被拖入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之前，中国其实一直都是“前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核心区域，是“世界史”的发动机之一。麦克尼尔在1982年撰写《竞逐富强：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和社会》的时候就深深认识到，在11世纪以后，是中国宋元时代的商业扩张推动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贸易的勃然兴起。这一发现使得他意识到：“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应该首先关注共生的世界体系的变动，接下来再把不同文明内部以及类似民族、国家的更小的实体内部的发展纳入这个不断变动的整体框架之中。”（23）全球史研究提出并运用的这种“前现代世界体系”的观念、理论和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眼光、工具，使得我们能够超越传统中外关系史、民族关系史的局限，把中国放在各民族、国家和文明构成的“前现代世界体系”之中，把中国和世界作为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来看待，以考察、探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联动关系，这种考察即使聚焦于某一特定事物，也是一种立体的、系统性的研究，将呈现出网络状的社会、文化系统及其演变。
    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介绍了全球史研究的四种理论方法，其中第二种就是“世界体系”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受到“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可以说是“世界体系理论”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运用。（24）“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沃伦斯坦、阿明等，这种理论基本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在全球范围内分析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认为16世纪便兴起了一个欧洲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侧重考察现代世界是如何围绕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把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互相联系的不平等体系之中。美籍阿拉伯裔学者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Abu-Lughod）在1989年出版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中首先将“世界体系理论”运用到前现代历史时期，她的研究表明，13世纪的世界体系跨越了从西北欧直到中国的广阔区域，其间有八个相互交集的贸易圈连接着四大中心地区：西北欧、中东、以大运河为轴心的中国、印度。直到16世纪下半叶，世界体系的重心开始向大西洋转移。（25）1993年，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巴里·K.吉尔斯共同编辑出版了《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弗兰克提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许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体系，它很可能只是阿布-卢格霍德所说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他认为，不能首先把欧洲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然后再设法从它的内部找到变化的根源，相反，世界体系内部之欧洲部分的变化和整个体系以及体系其他部分是密切相关的。（26）书中收录了他在1992年发表的文章《世界体系周期、危机和霸权转移，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1700年》，其中，他把世界体系的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段：青铜器时代时期（公元前3000-前1000年）、铁器时代中轴古典时期（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世纪和近现代初期（500-1500年），每一个时段都是一个周期，经历着扩展与收缩的交替更迭。（27）马歇尔·G.S.霍奇森早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就已经提出了“欧亚非历史复合体”的概念，他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前现代世界体系”的说法，但后者的精意已内含其中。他把“欧亚非历史复合体”分成四个主要的核心区域，即欧洲、中东、印度以及远东的中国和日本，每一个区域又有一个具有相当持久之文化传统的核心区，这一“历史复合体”最大的中断发生在中国与印度、中东、地中海地区之间，并有若干“边缘地区”，如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世界，在“边缘地区”，几个核心区域的文化影响重叠在一起，但它的文化却不能归纳为那些核心文化区的混合物。霍奇森把这个庞大的“欧亚非历史复合体”当作主角来叙述世界史，而不是错误地把眼光始终局限在处于这个“历史复合体”西北边缘的西欧。（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