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重新考察中国历史的动力和动态
    所谓“韦伯式命题”其实也是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核心议题：科学理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民族国家、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等等，这种独特而优越的“现代性”是怎样从西方文明的躯体内部演变和进化而来的呢？它又是怎样从西方向其他地区传播和扩散的呢？而后者又是怎样对现代性的挑战作出回应的呢？等等。不同的思想理论流派，如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学派，虽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和实践纲领，但都共享着一个前提预设，可称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那就是，欧洲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而存在的，资本主义这个影响、决定整个世界命运的裂变发生在欧洲内部并且是由于欧洲社会内部的特殊性而导致的。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1998）完全反对这样的预设--从这一预设出发必然把整部世界史讲成一个西方的进步故事，而若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防线，首先就不能把欧洲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然后再设法从其内部找到变化的根源，相反，要把欧洲置于欧亚世界体系的内部，考察欧洲的变化如何与整个世界体系及其他部分的变化密切相关，看看“究竟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还是世界造就了欧洲”（53）。
    正是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弗兰克开始从前现代世界体系的变迁中重新寻找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的秘密。他集中研究了1400-1800年全球经济的变迁过程，认为从航海大发现（在世界史上这是现代的重要开端）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处于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心地位的是中国和印度，而欧洲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和边缘的部分。在这个全球经济体系中，欧洲与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它不得不向这些地区出口它从美洲劫掠来的贵金属主要是白银，当时，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中国和印度。征服美洲劫掠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中国与印度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机会，然后到了19世纪终于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他又进一步想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优势会被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所取代，在他的论证中，工业革命是欧洲尝试用机械设施来弥补劳动力不足而造成的，而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对于节约劳动力的技术需求不高。他在结束这部著作的时候暗示，最近一段时期亚洲经济的复兴，正是在借用工业化的成果而使自己重新恢复在工业革命以前所拥有的优先地位。王国斌在《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中提出，中国学者从弗兰克的研究中所应获得的，不是中国中心主义的自我满足，恰恰相反，是那种也要将中国史放在全球史中加以考察的联系性眼光：“他向中国人也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54）
    与他的思考同时而要稍前一点，还有一些被称为“加州学派”的学者也在尝试摆脱西方中心论，重新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他们更侧重于比较与联系的视角。通过明清时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中国学界也早就熟知，自1500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经济越来越商业化了，尤其在东南地区，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专门化，手工业规模扩大，并明显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商人组织发展，商业网络扩大，交通网络扩大改善，等等，但是，为什么欧洲在经历了同样的商业扩张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并产生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关键性的“大分流”呢？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其欧洲经验的局限》（1999）一书中指出，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有一些十分相似的地方，1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相似的道路，但在此后却分道扬镳了，18世纪中叶之后，与中国相比欧洲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功，其中占首要地位的，就是推迟了亚当·斯密所说“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这一成功的关键，除了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获得了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王国斌更强调的是一场不可预见的技术革新浪潮带来的结果。（55）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一书中把江南与英格兰作为比较对象，从人口、经济机构和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结构、生态环境的制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比较，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作者看来，东亚与欧洲的差距是一种巨大但是暂时的分离，大可不必把它当作一种命定的结果而追溯到太久远的历史。在1800年以前，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而迟至18世纪中后期，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富裕地区经济上相当繁荣，在相对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清代中国与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明确不同的那些方面并不必然构成对其经济发展的制约。只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对于工业革命后欧洲经济力量迅速上升的原因，他认为取决于多种因素的配合：发明创造、市场、高压统治以及海外殖民带来的“幸运的全球性关联”，他尤其强调英格兰转向用煤炭这一能源革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56）
    总之，欧洲的工业化、首先在欧洲发生的“现代性”、由欧洲主导的“现代世界”，都不是欧洲历史内在、必然、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而是由世界体系内部各地区间互动而产生的，是一系列“因缘际会”的不可预测的后果，其中充满了偶然的历史机遇性。李伯重引用罗斯托的话说，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将棉纺织技术、采煤和炼铁技术、蒸汽机以及巨额的对外贸易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自己走上发动阶段的国家”（57）。也就是说，英国能“自发地”发展出近代工业化实在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历史经验，而并不能代表世界历史的“普遍道路”。
    19世纪欧洲主流史学家在编织了一个自由西方的进步史的同时，将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视为停滞的帝国--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表述最为著名。为了反驳中国历史停滞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论证说，中国历史并不自外于世界历史的普遍进程，也经历着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即明代中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打断，必将自主地进步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直到1990年代以后才受到一些学者的公开挑战。黄宗智批评说，资本主义萌芽说乃是把欧洲经验视为普遍模式，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看中国，这其实是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他指出，那些出自西方历史经验的认识规范、理论模式，无法直接套用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按照这些模式，我们只能说中国是一个悖论式的存在，它既是“西方”又不是“西方”，比如，帝制中国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关系、商业化和法治，与西方近代早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突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形式主义理性化，这又与西方不一样。（58）那么，相比之下，中国明清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经济发展动力何在？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为什么没有能与欧洲道路相同？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2000）一书中试图进行解释，他认为，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大大超过欧洲，江南地区则是这个巨大市场的中心，在东亚贸易圈中也处于中心地位，由于东亚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代，因此，到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的江南经济发展还具有很大空间，远未达到其极限，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经济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但并不会导致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夺取新大陆而获得史无前例之生态横财、攫取新资源、制度变革、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在19世纪的英国刚好凑齐的这些条件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经验不大可能也在江南出现。（59）林满红的《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则解释了一个很多人心中的疑问：既然直到18世纪中后期，中国经济在绝对规模上仍雄踞世界各大经济区之首，其经济增长速度仍超过欧洲，但是，中国何以会在19世纪上半叶由盛转衰呢？林满红主要从中国与当时世界性白银贸易的关系中来索解这个难题，她考察了中国银钱并用的货币体系如何被卷入世界经济，进而使中国有机地被世界溶蚀，她认为，中国其实是被它与墨西哥之间紧密牵连的银线绊倒的。通过白银这条线索，她突破历史学专业分工的局限，呈现出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等层面的连锁变化，描绘了一幅立体的历史画面。（60）这种跨越学科分工限制，打通历史演化的各个层面以得出一个网络式的立体化的历史演化之“体”，这也是全球史着力提倡和实践的目标。
    尽管当今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资本主义萌芽”说，但是，却没有人能否认，穿着不合体概念外衣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却实实在在地呈现出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方面面都有着一种快速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态势带来了大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异质性因素。那么，怎样重新考察中国明清社会的这种异质性发展态势，进而深入探究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态势和动力系统，并重新探究“现代中国”的源流？而不是把一个至今仍处于改革途中的“现代中国”完全看成西方“冲击”的产物？--如果仅仅是那样，我们将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现代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一条革命和改革的路，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混沌而莫名”的状态，令全世界深感愕然？因此，我们也将无法对这个现代中国的未来进行更有想象力的筹划。黄宗智说得好：“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要回答下列的问题：一个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既现代而又独特的，并从西方的角度看来是矛盾的中国，它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对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老掉牙的现代主义式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它一直是一个根本的重要问题。”（61）
    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桎梏，不再把资本主义的诞生当作历史的命定目的和归宿，不是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中抽象出什么普遍、必然的历史规律，并以之为标准尺码来否定或肯定自己的历史，而是回到历史之中，回到历史复杂的真实的相互联系，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在不同地区和文明的比较和联系之中，探究明清以来乃至整个中国史的动力系统和动态过程--在这样的重大历史问题上，全球史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启示。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读到新近出版的《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62），就笔者所见，这很可能是第一本明确号召将全球史的理论、方法应用于中国史研究的论著，这充分说明了全球史对于中国史研究已经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史学者已经自觉意识到全球史之与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前所未有地参与到世界史中去，与整个世界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并以崛起的态势影响着整个世界史的发展。这个时代要求我们讲出一种全新的中国的故事--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也超越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视野，将中国历史紧密地联系于整个世界历史，讲出自古以来就参与到世界史之中并随其变化而变化的中国的故事，这将极大地帮助人们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有想象力地策划它的未来，并理解和想象中国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史的当代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