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在1920-1930年代沿长城在中国边疆地区游历和考察，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回到美国，于1939年出版《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这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东方学名著。这本书覆盖历史时间始自新石器时代迄于公元220年（曹魏政权正式建立之年），但事实上是用长城内外交互运动的眼光勾画了中国史的全貌。拉铁摩尔认为，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以长城为主轴的中国史的确定模式已经形成，其后这个模式只不过更加丰富并典型化。⑨在空间范围上，拉铁摩尔考察了中国古代边疆地带的总体布局，将之分为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四个地区，他将这些边疆地带看作具有独立意义的地理单元，将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治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探究每一地区内部的机制、特性，进而考察每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特征。自春秋时代以至汉末，中原国家不断用“长城”推进并标志农耕世界的界限，消除了那些模糊的地带，从而建立起了以长城为轴线的农耕社会与草原社会的截然对立，也正是因为这种人为地、历史地构建出的截然对立，使得这两个世界都难以独立存在而彼此需要，这两种社会的经济、文化落差构成了中国史的主要动力，在分分合合、斗争交融的历史中二者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最后，拉铁摩尔预言，抗战产生的中国内部的变化，很可能催生出一个将中国和它的亚洲内陆整合在一起的新规范。⑩
    法国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也于1939年出版，这部著作很有全球史的眼光和意义。他的研究单位是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的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世界，它从中国东北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北方是森林地带，中间横亘着沙漠，先后崛起的突厥、蒙古、通古斯种族将这个广大的草原世界统一起来，对南边的农耕定居世界进行疾风暴雨般的冲击，对世界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前现代历史时期，事实上就是这些游牧民族的迁移、侵伐和建国把整个欧亚大陆联系在了一起，草原地带和其中链条式排列的绿洲形成了地中海文明、伊朗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交通线，格鲁塞说：“这条纤细的双线，交替着穿过沙漠，越过山峦；它弱似忙于越野的蚂蚁爬出的蜿蜒而漫长的路线。然而，它已足以使我们的地球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世界，足以维持中国的‘蚁穴’与印欧的‘蚁穴’之间最低限度的联系。”（11）日本学者羽田亨先后于1931年、1948年出版了《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它们一直都是学习和研究这些“链条式排列”的绿洲文明的入门书，十分清晰概要地呈现出“西域”文明历史之大脉络：那里的先民在体质与语言上都与波斯、印度渊源密切；然后，覆盖上了被唐朝人称为“回鹘”的突厥语族和佛教文化；其后，经过波斯化的伊斯兰教的提升，从此成为文明花园的奇葩。（12）
    时至1997年，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从游牧民看世界史--跨越民族与国境的疆界》一书中自觉地运用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来勾画前现代历史时期欧亚草原游牧世界与定居农耕世界的互动、斗争和融通，并把其实是以中国史为核心的所谓“东洋史”放到了这个巨大的历史图景之中。杉山正明说，中央欧亚大陆的草原世界是真正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历史研究对象：要是没有以游牧民为中心的中央欧亚，那个涵盖欧亚和北非的前现代文明世界就没有了内部连接；而那些建立了大帝国的游牧民集团，皆是跨越了种族、语言甚至宗教文化传统的、混合而成的政治联盟，他们的国家远远超过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是由多元种族、文化、社会并存混合而成的复合体。（13）
    使杉山正明广受关注的著作，应该是他继承本田实信而继续论述“蒙古时代”及其世界史意义的著作：《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1995）。他把从13世纪初到14世纪末称为“蒙古时代”，在此之前，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区域这几个核心性文明，虽然彼此多少有些联系，但直到“蒙古时代”，“世界史”才算终于第一次具有了名副其实的整体面貌。他批判性地借用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指出，由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而形成的1500年以后的“近代世界体系”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世界体系，类似的“世界体系”在前现代的“蒙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忽必烈所构想的“大元汗国”是一个世界国家，以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通商圈几乎包覆整个欧亚、北非的文明世界。在杉山正明看来，这个“大元汗国”，若不抱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加以审视的话，“在有关军事、政体、财政等，涉及国家与政权最根本的层次上，吾人不得不说，其中华色彩简直是淡得不得了”（14）。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考察、判断北方非汉民族进入中原后建立的政权、国家及其在中国史上的位置与意义？他们的历史是“外在于”中国史的？还是属于中国史不可分割的部分，作为造就中国史的内在力量从而与一个“现代中国”的形成密切相关？
    较早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引起关注的，是匈牙利美籍历史学家魏特夫。1949年，魏特夫在《中国辽代社会史（907-1125年）》一书中提出了所谓“征服王朝”的说法，他认为，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和文化本位意识，他们以本民族兴起的草原游牧区为根据地，向南占领汉族王朝的领土，他们创建了一种二元政治体制来分别管理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建立起一个以契丹族为统治者的复合型中央集权国家；在文化上，契丹人不是被汉族-儒家文化同化，而是将之与草原游牧文化做了有意识的融合，形成“第三种文化”。魏特夫强调，不要从中原视角出发总是看到单向度的“同化”“汉化”（cultural assimilation），而是要从互动的角度看到文化的“涵化”“变容”（cultural acculturation）。紧随辽朝之后，金朝、元朝的建立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女真人和蒙古人保持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占领全部中国，在政治上维护本民族的优势统治地位，在文化上保存、倡导本民族“旧俗”，发明、使用本民族文字。对境内不同经济-民族-文化区域分而治之，形成复合型国家。到了清朝，这种“征服王朝”即中央集权的复合型帝国模式达到了最成熟的状态。与辽、金、元、清相比，此前的五胡十六国和北魏政权，只能叫作“渗透王朝”，他们在进入中原后失去了自己的根据地，在政治和文化上丧失民族主体性，完全采用了汉制。（15）
    杉山正明的“大元汗国非中华王朝说”正是对“征服王朝”论的继承发展。他说，动摇唐朝的安史之乱，开启了欧亚大陆世界史和中国史邂逅交锋的六百年，向西往欧亚大陆的方向看，回鹘帝国的解体使突厥系的人群开始迁徙，最终导致了塞尔柱游牧集团在西亚称霸，从此展开了直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长达九百年的突厥-伊斯兰时代；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辽、夏、金、元相继建立而与宋朝中国并存，这一时代多种族、多文化错综复杂的历史变化，是传统的中华王朝史框架根本装不下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