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举办柏林奥运会的动机
    希特勒在上台之前曾经十分仇视和反对奥运会，指责奥运会是“犹太人和和平主义者搞的花样”，[10] 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信徒的一项发明……是产生于犹太教的一种游戏，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德国是不可能举办的”。[6] 46-47并斥责德国运动员在1932年奥运会上与黑人一起比赛，有损日耳曼民族的尊严。[10] 他激烈反对举办奥运会大概与德国奥委会主席莱瓦尔德具有犹太人血统有关。考虑到希特勒及其政党的反犹立场，柏林奥委会组委会主席莱瓦尔德和秘书长卡尔·迪姆（Carl Diem）十分担忧柏林奥运会是否能够按时举行。
    希特勒上台后由于忙于巩固自己的统治，纳粹党统治阶层对举办奥运会并不热心。戈培尔任宣传部长后第5天就接见了莱瓦尔德，但并没有显示出对奥运会的热心。3月16日，莱瓦尔德和迪姆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虽然希特勒保证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举办奥运会，但他显示出的是客气而非巨大的兴趣，此时他还未认识到奥运会巨大的政治潜能。人们后来说，是第三帝国的体育部长奥斯滕使希特勒看到了奥运会的政治可能性，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使希特勒对奥运会热心方面肯定也起了某些作用。在6个月后，希特勒突然显示出了极大的热心。10月5日，希特勒视察了正在扩建的老体育馆，立即决定推倒老体育馆，在原址建造一座拥有10万座位的新体育馆。他宣布：“新体育馆必须由帝国来建造。这是民族的任务。如果德国想成为整个世界的东道主，它的准备必须是完备而非凡的。”[6] 4710月10日，希特勒在总理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他的设想。在1934年10月纳粹党纽伦堡大会期间，纳粹当局决定将其大规模庆祝集会的经验用于举办奥运会，并给予了几乎无限的财力上的支持，使奥运会的花费超过了最初估计的30倍。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由反对转而大力支持举办奥运会，其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他们要利用奥运会作为对整个世界播扬纳粹主义尤其是日耳曼种族优越的工具，煽动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驻柏林总领事乔治·迈塞史密斯（George S. Meshersmith）向国务卿所做的汇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纳粹党和德国青年人来说，在柏林举办奥运会已经变成以纳粹主义学说征服世界的象征。假如奥运会不在德国举行，将会是一个最严重的打击，纳粹主义的威信将遭受重挫。”迈塞史密斯估计，大约有4到5个犹太人运动员被允许参加奥运会的训练，“提供给世界以证明德国不存在歧视”。他指出：“十分明显，纳粹正在利用奥运会以服务其政治目的。”[6] 76
    其次，借举办奥运会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和《凡尔赛条约》之仇，巩固纳粹党的统治。《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体育精神》一书直言不讳地指出：体育被认为是联系各国的纽带，“但世界所有的体育运动都不可能取消《凡尔赛条约》中与战争责任相关的那些段落”。“我们还想在德国举办奥运会吗？是的，我们必须举办！我们认为由于国际方面的原因举办奥运会是十分重要的。对德国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宣传了”。[6] 63-64换句话说，体育是第三帝国报复所有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中从德国获取了利益的敌人的手段，而且奥运会正是德国进行报复所需要的特殊的机会。由于德国人民普遍反对《凡尔赛条约》，希特勒可以借助奥运会的报复赢得德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再次，欺骗世界人民，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繁荣、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形象。德国方面估计，在奥运会期间，有超过100万的游客要到柏林来（实际上有370万游客），其中有15万外国人。纳粹党徒们设想，当这些客人到达柏林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模范的城市--愉快、美丽、好客、运作高效，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直被其批评者指责的那种暴虐的表现。
    最后，给法西斯德国蒙上一层和平的面纱，掩盖其对外侵略的企图和野心，混淆世界视听，在外交上为对外扩张和战争服务。
    纳粹德国举办奥运会的过程是与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相伴而行的。希特勒一上台，就开始了破坏《凡尔赛条约》的活动。1933年10月，德国退出国际裁军会议；10月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5年3月，违背《凡尔赛条约》关于德国军备的限制，宣布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1936年3月，出兵占领来茵兰非军事区；1936年7月，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柏林奥运会的准备过程中进行的。纳粹德国的每一步行动都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片大哗，但奥运会的准备活动以及世界人民对奥运会和平宗旨的信任，掩盖了希特勒的对外野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配合了纳粹德国的战争准备。
    三、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国际社会对柏林奥运会的抵制
    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是对已确定的国内和国际行为规则，尤其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的公然违背。正如美国当时的一本小册子所评论的那样：“德国所推行的种族政策并不是在这个或其他国家所不幸存在的那种歧视犹太人的、主要体现在私下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种表达。与此相反，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则、德国政治理论和法律的表达。这一原则是种族不平等信条--雅利安人不仅优越于犹太人，而且优越于没有被日耳曼人看作是自己种族成员的所有的人。”[6] 62这种故意的种族歧视是远非一些国外的体育组织所能容忍的，国际社会掀起大规模的抵制运动也就不足为怪了。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迫害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外，引起了各国民众对纳粹暴虐的愤慨。但是，正是纳粹对德国体育界人士的迫害以及将犹太人排除于奥运会之外的政策，才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柏林奥运会的抵制，从而掀起了现代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运动。
    国际社会对纳粹奥运会的抵制从1933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36年8月柏林奥运会开幕。国际社会对纳粹奥运会的抵制，大致以1933年6月日内瓦国际奥委会会议和1935年12月的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会议为界，分为三个阶段。参与抵制的力量大致分为5个部分：一是国际奥委会，二是美国社会各界人士，三是西欧国家各界人士，四是国际劳工界及左翼人士，五是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