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致支持抵制阶段（1933年4月-1933年6月）
    抵制运动发轫于美国。1933年4月17日，《巴尔的摩犹太人时报》记者询问美国奥委会和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纳粹排斥和迫害犹太人，美国奥委会对柏林奥运会有何看法？布伦戴奇提出了“移地举办”、“完全取消”和“拒绝参加”三种可能性，最早提出了抵制的设想。[11] 4月20日，布伦戴奇发表声明：如果德国继续进行反犹宣传，1936年奥运会不应该在德国举办。[12] 随后，“奥林匹克原则”的准确性质在美国报界被热烈讨论，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犹太人问题也立即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关注，从而使国际奥委会成了第一个对德国迫害犹太人作出激烈反应的国际组织。
    国际奥委会于1933年6月8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向德国发出了抗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耶-拉图尔（Henri Baillet-latour）、副主席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Sigfried Edstrom）以及美国的三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查尔斯·舍瑞尔（Charles Sherrill）、威廉·加兰德（William May Garland）和考默多·杰恩克（Commodore Ernest Lee Jahncke）都持强硬态度。国际奥委会要求德国必须保留莱瓦尔德的位置，并保证停止在体育领域对犹太公民的歧视，否则要将1936年奥运会从柏林移走。在国际奥委会的一致压力下，德国被迫接受全部要求，并书面保证“原则上德国犹太人能够成为德国队的组成部分”。[9] 21巴耶-拉图尔很快宣布说：“德国政府委员作出的保证是令人满意的。”[13] 56危机暂时告一段落。
    （二）抵制与参加的激烈角逐阶段（1933年6月-1935年12月）
    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并没有立即引起世界各国体育界的普遍支持，甚至也没能化解他们对德国反犹政策的忧虑。虽然国际奥委会已同意德国举办奥运会，但它要取得各国国家奥委会及其相关体育组织的支持才能实现。此时，美欧各国内部围绕是否参加柏林奥运会问题进行着争论，其中美国的斗争最为激烈。
    国际奥委会决议后，美国体育界领导阶层对纳粹德国的诚信度深表怀疑。为此，在1933年11月的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年度会议上，一致通过（除一人外）了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副主席古斯塔夫斯·克贝（Gustavus Kirby）提交的一个措辞强硬的决议，要求国际奥委会告诫德国：“直到或除非……允许而且鼓励犹太信仰和出身的德国运动员进行训练、准备和参加1936年奥运会”，美国将不批准任何运动员到德国参加比赛。[9] 491934年6月，在美国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围绕着是否接受参加柏林奥运会的邀请，发生了意见分歧。加兰德和舍瑞尔二人劝说与会代表不要考虑“歧视犹太人运动员的夸张报道”，声称推迟参加奥运会的决定是“不明智的”。[14] 但大多数委员对德国形势并不乐观。会议再次推迟接受参加柏林奥运会的邀请，决定派遣布伦戴奇到德国进行实地考察，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布伦戴奇在其一周的调查期间“受到了贵宾待遇”。[15] 79由于他几乎不懂德语，他不得不依靠德国朋友冯·哈尔特。而且当他会见主要的犹太人体育领导人和犹太人运动员讨论他们的状况时，总是有纳粹官员在场。他会见了德国体育部长奥斯滕并且“非常喜欢他”。[16] 709月26日，即从欧洲回来的第二天，布伦戴奇就向美国奥委会提交了报告，敦促立即批准参加奥运会。布伦戴奇肤浅的评估使美国奥委会转变了立场，会议一致决定：“根据布伦戴奇主席的报告，以及德国奥委会和德国政府代表的态度和保证……我们接受德国奥委会的邀请。”[16] 70但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却拒绝批准参加奥运会。在1934年12月召开该组织的年度会议上，决定将是否参加奥运会的投票推迟到下一年，而且选举坚决主张抵制柏林奥运会的杰罗迈·马奥尼（Jeremiah Mahoney）为下一年度的主席，取代布伦戴奇的位置。
    1935年，包括体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劳工界、政界以及犹太人组织等美国社会各界都出现了强烈的抵制呼声和活动。此外，许多城市的市政委员会以及市民组织通过决议，反对美国参加奥运会。1935年3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全部人口中有43％赞成“美国应该拒绝参加将于下年在德国举办的奥运会”。[17] 810-811由于以马奥尼为首的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是负责为奥运会选拔和训练运动员的机构，全国所有的运动员名义上都是该组织的成员，因此它在抵制运动中自然起到了领导作用，是抵制运动的主力。
    1935年8月，舍瑞尔受国际奥委会派遣到德国考察。“他在那里受到的接待像一个积极的外交官而不像一个退休的外交官”。[9] 31在与希特勒进行了两次会谈后，舍瑞尔“被希特勒的成就和气质所迷住”。[13] 63在他访问即将结束时，奥斯滕宣布，一直处于流亡中的两个著名犹太人运动员被邀请回国加入德国奥运会代表队。舍瑞尔回国后更加坚决地鼓吹参加奥运会。但他的言行立即遭到了反对柏林奥运会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尤其是马奥尼的猛烈抨击，说他是法西斯同情者，谴责他是反对犹太人而且反对美国的。[6] 80舍瑞尔则对抵制运动的领导人进行了回击，认为：“抵制是美国犹太人的不自量力之举，正如对犹太人的压制和驱逐实施前德国的犹太人不自量力一样。”[15] 81他暗示煽动反对奥运会的力量中心与罗斯福总统关系密切，即两个犹太人，其中之一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8] 124舍瑞尔变成了反对抵制运动的最耀眼的辩护士。
    为了对付美国的压力，国际奥委会主席于1935年10月底到德国访问。他在德国停留了两天，与希特勒会谈。希特勒向他保证，在明年的奥运会期间，将取下反对犹太人的标语牌。回到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他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出反对柏林奥运会的宣传活动是具有政治性和基于错误主张之上的，“对我来说，他们的谬误是容易被揭穿的”。[6] 78
    1935年下半年，随着《纽伦堡法》的颁布，抵制问题的辩论达到了高潮。美国体育领导阶层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马奥尼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考默多·杰恩克为首的抵制联盟“体育公平竞争委员会”，另一派是布伦戴奇和舍瑞尔为首的参加派。双方都抛出了自己纲领，以便为将于12月初召开的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年度会议的大辩论赢得支持。抵制联盟甚至将争议提交给了罗斯福总统和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国务卿。但科德尔·赫尔回话说：“参加问题不属于本政府的任何机构的管辖范围，而仅仅是一个与其直接相关的非政府机构决定的事情。”[9] 56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耶-拉图尔也卷入了美国的争论之中。为保证美国的参加，巴耶-拉图尔在1935年10月向布伦戴奇保证他准备到美国与“犹太人的”抵制宣传进行战斗。[13] 63而且巴耶-拉图尔与坚决反对柏林奥运会的杰恩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杰恩克在1935年11月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呼吁巴耶-拉图尔“抓住机会把你在奥运会历史上应有的位置放在顾拜旦一边而不是希特勒一边”。[18] 巴耶-拉图尔将二者的争论公开化，指责考默多·杰恩克是一个叛徒，随后很快便被从国际奥委会开除。
    1935年12月6-8日，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在纽约召开会议，会议就参加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以58∶56通过了参加的决议。并增加了一个说明：赞成参加奥运会的行动并不应“被解释为意味着对纳粹政权的认可”。[3] 79
    美国是世界体育大国，在国际体育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它最终决定参加柏林奥运会，必然对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家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并最终决定了抵制运动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