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犹太人的体育运动成就及对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回击
    犹太人和黑人在纳粹的官方体育手册中被注明为体质低下的人。纳粹试图在柏林奥运会上证明这一点。但是，奥运会为“非雅利安人”提供了一个在世界面前驳斥纳粹的雅利安人种族优越论的机会。一些犹太人运动员怀着利用奥运会回击纳粹宣传的目的参加了奥运会。如格瑞特尔·伯格曼说：她要作为一个天生的运动员去柏林比赛，以驳斥纳粹关于犹太人的错误观念。[8] 61
    在赛场上，犹太人运动员给纳粹的种族主义谬论以响亮的回击：犹太人选手总共获得了16枚奖牌，其中有10块金牌。匈牙利犹太人选手表现最为突出：在获得的10块金牌中，有7块是由6名犹太人选手获得的；其中男子佩剑选手安德烈·卡布斯（Endre Kabos）表现最为突出，除了赢得个人佩剑金牌外，他与5个队友一起赢得了集体佩剑金牌。由于“拳击和摔跤是德国最具声望的两项体育运动”，[8] 93而且是希特勒最感兴趣的体育运动，因此当德国摔跤选手比赛时，希特勒率领一大批党政军要员亲临观战，为德国运动员加油。但匈牙利犹太人摔跤选手卡若里·卡帕提（Káaroly Kárpáti）击败了德国选手获得了金牌。匈牙利犹太人举重选手罗伯特·菲恩（Robert Fein）也击败了德国选手获得了金牌，波兰犹太女子铁饼运动员加德魏格·瓦基斯（Jaduiga Wajs）打破了世界记录并赢得了一块银牌。女子个人花剑比赛最能显示出犹太人的实力。根据理查德·曼德尔（Richard Mandell）的说法，竞赛是在一种“潜伏着种族、政治和个人命运的因素相互交织中结束的”。[3] 95结果，女子个人花剑的金、银、铜牌得主都是犹太人。犹太人选手在女子个人花剑比赛中的大胜给纳粹人种理论一记响亮的耳光！德国犹太人选手伊莲·梅尔夺得银牌之后，德国体育部长查默尔授予她和她的兄弟完整的日耳曼民族身份，竟想用一纸证书改变人的生物血统，实在荒唐可笑。
    另外，被纳粹政权称作“劣等民族”的美国黑人运动员赢得了12块奖牌，他们在短跑选手欧文斯（Jesse Owens）的带动下，在田径赛上刮起了黑色旋风。“非雅利安人”种族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共获得了18块奖牌，其中6块为金牌。埃及人、印度人也都取得了奖牌。德国观众看到至少有60名“非雅利安人”运动员出现在领奖台上。如果我们用纳粹喜欢的种族划分法对竞赛结果进行观察的话，我们可以说，纳粹所宣传的“非雅利安人”因基因的低劣只能产生糟糕的运动员的说法，在德国公众面前完全成了荒谬的东西。
    六、柏林奥运会对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影响
    毫无疑问，无论从组织还是运动成绩来看，柏林奥运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体育场馆建筑的规模和格调是无可比拟的，组织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运动成绩是巨大的。共打破了27项奥运会和世界记录。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认为从总体上说这是一场最好的奥运会。正如当时一份报纸所报道的：对德国来说，柏林奥运会已经是“一个无限制的政治上的、心理上的和体育上的成功”。[6] 90
    辉煌的竞赛场面和人们比较普遍的赞誉之声，掩盖了纳粹德国举办这场运动会的真正目的。不少人持乐观态度，相信外部世界突然增强的兴趣将会迫使德国当局永远而不是仅仅暂时缓和对犹太人的迫害。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笼罩在这辉煌场面之上的薄雾很快便被驱散，从而使我们能够对这场奥运会的本质及其后果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具体到它对纳粹反犹政策的关系，笔者认为柏林奥运会是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首先，柏林奥运会变成了希特勒向整个世界炫示纳粹种族理论的有力的实验场。
    在柏林奥运会上，如果说希特勒试图证明的“雅利安人”在体质上优越的说教毫无疑问被否定了的话，但德国人在柏林的赛场上的发挥出人意料。他们在拳击、自行车、皮划艇和划船中表现得尤其出色。德国轻松地“赢得”了这场奥运会，以33块金牌、26块银牌和30块铜牌的收获给予希特勒和德国的人民难以形容的满足；而长期占据奥运金牌榜首的美国队仅获得了24块金牌。这无疑为希特勒在国内灌输“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增加了其反动理论的“说服力”。虽然欧文斯在奥运会上以4块金牌在田径比赛中位居第一，但德国有两个体操选手赢得了比欧文斯总数更多的奖牌--康拉德·弗赖（Konrad Frey）6块，阿尔佛雷德·施瓦茨曼（Alfred Schwarz mann）5块。而与德国的成就相比，犹太人总共获得了10块金牌。这使德国确信纳粹种族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人认为犹太人种族的低劣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柏林奥运会为纳粹德国更加疯狂地推行反犹政策埋下了伏笔。
    希特勒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归因于对世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一次成功抵制。1935年5月23日，食品和农业部长沃尔特·达里所发布的暂停反对犹太人的通知中，恬不知耻地承认这些改革是临时的和表面的，指出“德国人民对犹太主义的根本态度依然不变”。[6] 125-126奥运会只不过是纳粹德国反犹斗争的一次休战，正如冲锋队的狂热分子们直言不讳所说的那样，既然奥运会已经结束，他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毒打犹太废物”。[9] 63在柏林奥运会准备和举办过程中，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遭到了世界正义人士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它在世界人民面前丢了人，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既定国策无法实施，而且还忍气吞声地在奥运会举行过程中被迫暂时停止，这对一贯骄横跋扈的纳粹统治集团来说是令其难以容忍的。因此，奥运会结束后，希特勒迫不及待地恢复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更加残酷地推行反犹政策。纳粹政权的真正本质在9月举行的纽伦堡大会上重新暴露，希特勒在歇斯底里的讲话中充分表达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以毫不含混的措辞指出了敌人，向德国人民指出苏联和国际犹太人想要进攻和毁灭他们”。[6] 237随即，一股新的迫害犹太人的浪潮席卷而来。1937底，尤里乌斯·斯特来彻在纽伦堡策划了“圣诞节抵制行动”；1938年6月18日柏林发生了反对犹太人的大骚乱。1938年11月发生的“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最后，柏林奥运会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努力重整军备的喘息时机，世界大战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由排犹发展到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和灭绝，也就成了希特勒侵略政策的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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