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希腊罗马的史学传统恰恰相反的是，中国自古就建立了比较优秀的史学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真理不能在永恒不变中去寻求，而只能从变化不居中去把握”[13]22。这在《易传》中得到突出的表现。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朱本源先生的研究成果，[14]《易传》中最突出的思想成就是提出了“变易”的哲学世界观，《易传》把这个世界观概括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37其特征在于“变”和“化”两个范畴的运用。《易传》中的世界观，给予“易”以生机主义的定义：“生生之谓易。”[6]78这意味着，《易传》将整个自然看成一个生化的、变易的系统。至于天地从何而来，《系辞传》把“阴”和“阳”这两个范畴作为万物生化的终极动因。当然“阴”和“阳”问题是中国学术界争议了两千年的大问题，但从哲学角度来看，它们是两个最高的、思辨哲学的范畴，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6]78所以，《易传》中的宇宙观，其特征是把世界上一切存在，经过抽象后，归结为若干个形而上学的范畴中。这种逻辑范畴就是《易传》所说的形而上的“道”，而非形而下的“器”。正由于有了这个具有思辨特征的概括，《易传》中的宇宙观就脱离了神学的轨道，并与“自然神论”（deistic）拉开了距离。在朱本源先生看来，这一世界观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为“时变”的天文观（自然观），一为“化成”的人文观（历史观）。自然观以“时变”为坐标，如“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6]82，《易传》的人文历史观也以“时变”为特征，时间是其绝对的变量。但两者不同的是，自然现象是顺乎自然“以顺动”，人文现象则需借助人的意志和行动来化成。显然，化成不过是时变在人文世界的体现。“化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历史’。”[14]19这样看来，《易传》中的变易世界观是把天文与人文现象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把自然观和人文历史观统一在“时变”的范畴中，从而推导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6]86
    从历史而言，通过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对人类社会理性化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一面。但由于中西所依据的不同的文化结构，因而在中西也就出现不同的理性化的趋势，对中西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本源先生认为，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创始人孔子而言，如果将周礼（孔子称之为“性命之理”）同古希腊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的话，它与其“逻各斯”的含义基本一致；但不同点则在于：希腊的逻各斯哲学是认识论的，是诉之于理论理性的，研究目的在求“真”；孔子的“性命之理”是伦理学的，是诉之于实践理性的，研究目的在求“善”。于是，孔子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在中国文明史上不曾导致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的发达，而是导致道学（身心性命之学）和历史学的发达。[15]在这个前提之下，还要补充的是，西方古代理性在偏重思维认识的同时，也包含着伦理学的方面，中国古代理性在偏重道德人伦的同时，也包含着思维认识的方面，只是中西古代理性各有其侧重罢了。
    所以，在这里就涉及中国古代宗教理性化的特殊方式和中国古代历史意识的特点问题。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形而上学”的理性与古希腊罗马的“理性”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古代的最高哲学范畴是“道”与“德”。道与自然崇拜相关，可称之为“天道”，德与祖先崇拜相关，可称之为“人德”；道与德合称为“道德”，其文化背景正在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统一，道与德的合流，天与人结合，则是中国历史意识内部的两种主要机制，中国古代历史意识也由此形成，所要强调的是，如果对这历史意识的两种主要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的话，这两者在机制内部的关系并非平分秋色的关系，而是两者最终统一于祖先崇拜、德、人之中，并为其明显的文化特征。因此，这一机制表现在中国史学方面，就必然形成将事物的认知和对人物的伦理评价融为一体的撰史模式和传统，用顾炎武的话就是“寓论断于序事”[16]891。
    如上所述，中西所具有的悠远的文化传统对于中西古典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萃取中国古典时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史学观念为典型事例对此加以说明。
    按照司马迁的观点，《史记》的思想总纲就是他在《报任安书》中所指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7]1276这一总纲揭示了他探索历史的目的、方法及根本途径，而“正《易传》，继《春秋》”[18]3296为其方法论的出发点。这一方法论的要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肯定了世界变化的绝对性。何谓正“《易传》”？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18]3297司马迁所谓的“《易》长于变”的“变”，就是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变”，他所谓的“《易》以道化”的“化”就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天官书》中所说的“终始古今，以观时变”，其实正是《贲·彖传》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翻版。所以，司马迁所谓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研究取向，显然是来源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观。不言而喻，《易传》的世界观是思辨哲学的或形而上学性质的，但它却是司马迁的“天人之际”的理论渊源。司马迁所取之于《易传》者就是“变”与“化”这两个范畴。司马迁在汉初学者所谓的“易简”、“变易”和“不易”三易之中，首推“变易”，可谓切中要害。
    司马迁变易思想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为渐变，即“通古今之变”，认为世界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这也就是年鉴学派所强调的长时段问题。如他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18]3297-3298显然，司马迁在这里是以《易传》“渐之进也……动不穷也”[6]63的思想来说明《春秋》记载的政治剧变是长期历史运动的渐进结果。因而司马迁的因果变易意识，从时间上来讲是源远流长的。司马迁变易思想的另一方面为剧变，或谓穷变，指的就是客观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问题，需要采取激烈的变革形式。在《史记》中，司马迁多次说到“承敝易变”，或“承敝通变”，从而“使民不倦”，就是强调的这一方面的内容。不言而喻，《史记》虽然叙述的历史时段为三千年，但其重点仍是为回答秦灭汉兴这一重大的历史剧变问题。用班固的话来说就是：“其言秦、汉，详矣。”[19]847《史通》也谓：“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20]473
    其二，司马迁在重视变易、强调变易在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不易和常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不易和常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1]比如，司马迁对孔子关于礼的研究成果予以充分的重视，《论语·为政》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2]21-22这里的“损益”就是变化。为什么知道了礼从夏到殷到周的变化就能知道以后百世的变化呢？这就必须有一个条件，即这种变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定性。显然，至少从孔子起就认为礼的变动（礼运）是有一定常举的。根据朱本源先生的研究成果，三代之礼即三代的文化，三代之礼的发展是古代的文化史。甚至从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才是真正的历史”[23]39这一观点来看，“三代之礼”其实就是“三代之史”。因为三代之礼是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总体，所以在司马迁的思想观念中，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就是孔子历史研究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