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思想基础上，司马迁对孔子的思想进行正确的诠释与吸收。他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运之三代”[18]1943。司马迁所说的“运之三代”也就是指礼在三代的运行和发展，司马迁特别指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虽百世可知也。’”[18]1936也就是说，孔子能够通过礼在三代的相因与损益（即发展）而预知百世后的历史趋势。当然，孔子在这里并没有明确说明其中的变化常规究竟是什么。但司马迁的贡献表现在，他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又从前辈学者董仲舒的夏商周三统说得到了启发，进一步探索了在历史领域中变化之常的内容。他在《高祖本纪》赞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之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罚，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8]393-394显然，在司马迁看来，由于有了这样的忠、敬、文三者的循环，礼的变化就呈现出一定的常规或法则。即如刘家和先生所指出的：“归根结底，还是人心的向背在秦的兴亡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人心向背就作为一个政权兴亡的恒常因素，在从尧、舜到商、周以至于秦之统一的长期变化过程中一直都起了作用。所以，在这种变里是有常的，而且常正是以不断变化的形式起了作用。”[21]32不言而喻，人类历史的发展绝非是无休止地处于动态之中，而是必须处于动态的稳定系统中，唯如此，历史才能正常地发展。当然，司马迁对这样的变化常规或法则的表述，是有其明显的缺陷的，这一缺陷表现在理论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观还强调得不够明确。但司马迁毕竟是一个历史学家，“只要看一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对于三代的封建与汉初的封建之间的异同所作的分析，我们就不会相信司马迁是真正的历史循环论者了。因此，如果把上述忠、敬、文的常规不解释为封闭的圆圈而解释为螺旋线，那也许会更为准确一些”[23]31。
    其三，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发现了历史进程中的变与不变的内在关系，在肯定世界变化的统一性的前提下，司马迁又着力将变与不变、渐变和剧变二者统一于具体而鲜活的历史进程中。
    如上所述，中国的传统文化已发现了“变”以及与变相应的“常”这两个哲学范畴，而且也提供了将变与不易两者联系起来的文化架构，对于司马迁而言，难点问题是如何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将易与不易，将变与常在对立的基础上再统一起来。根据司马迁的观点，其通变的意识是贯通变与不易的桥梁和思想利器。
    《说文解字》训“通”为“达也”。[24]71在经传中，通与达常互训。“通”的反义词是“穷”，《易·系辞上》：“往来不穷谓之通。”[6]71即无穷无尽、无止无终为不穷，也就是通。根据《易传》，通有二重意义：其一为通变，其二为变通。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两者都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成果，只是变通侧重于指自然通过其自身而产生的不断变化，而通变则是强调了人在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认识成果。即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6]83，即所谓“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6]89。也就是说，往事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来事却是历史的可能性，尽管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两者又存在着历史的联系性，通过对往事的探讨就可以对未来将要发生的历史事件作出某种预测，这样，古往今来虽不相同，却可以相通，通是有差别的统一，而同却是无条件的相等。
    当然，“通”字本来是指空间意义上的由此及彼，而空间上的往来不穷又是在时间里进行的，通变以达常，形成了司马迁究天地通古今的思想意识。刘家和先生认为：“司马迁所企求的‘成一家之言’，实际就是希望能对于客观的通的历史过程有一个通识或通史的著述。能对于客观的历史之通有一个通晓，这就是司马迁所要求的‘通古今之变’，通晓了这样的古今之通变，自然地就成了一家之言。”[23]31即在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之中，变与不易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而且还有着统一的一面。对此，可与希腊的思想观念相比较。在古希腊，他们早已发现了历史之变的这一突出特性，如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等等，就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典型例证。而且在历史发展之变的研究进程中，古希腊罗马人努力探求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原因，即常，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懂得常与变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看来，科学所描述的事情只能是确定不移的，用逻辑学可以证明的，是不能发生任何的变化。因而，为了探求历史的真相，在变与常的冲突中，毫无例外，他们都试图用不变的常--理性作为历史学的依据。比如，修昔底德在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方法论时就以“人性毕竟是人性”[25]18作为其写作的理论基础，没有将这一人性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历史学难以成为一个科学。
    很显然，司马迁的这一通变思想深深地渗透在其历史著述中，从而使《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中国的史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若与古希腊罗马史学观念相比较，明显可以看出司马迁史学观念的基本特征。其一，由于司马迁在其撰述《史记》的过程中，能够比较自觉地将变与常联系起来，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变与常的辩证关系，因而能够打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古今时代所给人们造成的认识障碍，古今在区别中又融为一体。“总之，通史之所以为‘通’与其体裁之为纪传体、编年体或为何种专门史体毫无关系，关键全在时间上的朝代的打通。有了时间上的通就叫做‘通’史。”[13]8由此，司马迁在中国已有以《春秋》为代表的断代史的基础上，又创立了通史体例。既表现为纵向之通，并在此基础上，也为横向之通。表现在《史记》中，其时间跨度为上下古今三千年，其地域囊括八方，其内容包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
    在柯林武德看来，古希腊的“垂训史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遥远的过去是在科学的历史范围之外，而最近的过去才是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中，因而古希腊的史学理论“蕴含着任何历史叙述其跨度不得超过一个人一生的年限”[12]22。（二）希腊史学家“写历史只是因为发生了值得纪念的事情，需要有一个同时代亲身目击其事的人来作为记录者”[12]22，柯林武德甚至认为“在古希腊有艺术家和哲学家的那种意义上，古希腊并没有历史学家；他们没有把终生献给历史研究的人”[12]22。（三）古希腊史学家的理论方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各种特殊的历史集合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不可能有一部相当广泛的事件复合体的历史”[12]22。柯林武德还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例论证了他的观点，他说：“第一，这种事件的复合体必须本身是完整的，第二，它必须是历史学家目力所及的。”[12]22其结论无疑是相当深刻的。
    而其后的普世史学虽然较之于原始史学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其编纂方法的突出特征在于努力地用自己的思想对前人历史进行反思，但历史成果是以其时代思想去反思古代历史的结果，思想观念决定历史进程。如黑格尔认为，普世历史学家“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一种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26]4。黑格尔举例说，李维以自己的精神写古代历史，给人们叙述历次战役，仿佛他在场旁观。可是这些对战场的叙述适用于任何时期的战役，无法勾勒出历史的特性。在黑格尔看来，普世史学家在面对普通和具体这一矛盾时，只能“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剃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26]5因而普世史学缺乏独立性，仍必须依附于哲学而存在。显然，司马迁由于正确地解决了常与变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才能够使历史得以成立，才能够突破古希腊时期以人的亲身经历为局限的原始史，也突破了其后的普世史学观念，成为世界古代史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