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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方法(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术研究》 赵九洲 参加讨论

从研究对象来看,我们是要纠正重人事、轻自然的史学传统,为以往的历史研究添加更多的自然元素。环境史将人类历史舞台拓宽并添加更多的非人“道具”与“演员”,以求更全面更客观地叙述并解释历史;同时让人类回归到“芸芸众生”之中,以更谦卑的态度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概括起来说,其研究理路为“自然进入历史,历史回归自然”。[6](P2)在环境史架构下,自然环境不再是史学可有可无的背景与点缀,而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环境史要“将环境因素纳入历史解释主体范畴,认为环境-人以外的其他生物、大的自然发展进程与人一样,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7](P36)这样,在重视自然因素作用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从而勾画出更为立体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图景。
    从学术理念来看,环境史把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史学研究,搭建起了生态-社会二元一体的研究模式,从而改进了传统史学的社会一元单线条模式。如何在研究中践行生态学理论并探究生态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学者们做了较多的思考。王利华较早把“人类生态系统”概念引入了环境史,他认为环境史“将人类及其周围环境视为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即‘人类生态系统’,考察这个生命系统的历史结构、历史功能及其时代演变,主要着眼于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特别是生命系统的延续与保护,探讨不同系统要素尤其是人类因素与自然因素之间的历史关系,揭示系统演化的历史动力机制”。[8](P10)王建革近年来接连推出了两部专著和一系列文章,在环境史的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方面颇多建树。他最近推出的《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11) 在探究晚近时期社会对特定环境的适应状况时分析精当,运用生态理念和生态分析更好地整合了环境与社会两个层面,书写手法令人耳目一新,值得学习。
    让学界对环境史产生疑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史似乎在鼓吹“环境决定论”。这种疑虑并非毫无道理,国外学者克罗斯比、贾雷德·戴蒙德等人的著作中环境决定论的色彩就非常明显。(12) 而国内学者在阐释环境史理念时,也或多或少会有环境决定论的倾向。那么环境史究竟如何看待曾大行其道又因遭受猛烈攻击而式微的环境决定论呢?应该把环境的作用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首先,要认识到环境决定论有其合理的一面,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不容忽视。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来,无数的生物学资料证明在生物的演进过程中,环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地,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的丰富资料可以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被深深地打上了环境的烙印,某种程度上说,人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深刻地决定了他们是什么人。所以,传统史学过多关注文化与社会作用而轻视环境作用的倾向应该扭转。
    其次,在重视环境影响以弥补传统史学缺陷时,应避免矫枉过正,不能无限放大环境的决定作用,重视环境作用的同时不应对文化作用选择性失明。人类社会的演化历程中有两个机制在发挥作用,一是自我驯化机制,一是被动驯化机制。传统史学更多关注人通过社会与文化而进行的自我驯化,冷落了人在环境影响下的被动驯化。我们要把后者的地位摆到与前者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对文化决定与环境决定一视同仁。正如休斯所言,“虽然对一个学者来说不偏不倚总是比旗帜鲜明要难,但很多环境史学家发现他们自己还是持折中的立场”。[5](P116-117)
    初创阶段的环境史标新立异在所难免,但我们绝不能狂妄到把传统史学彻底踩到脚下,也不应过分拔高环境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只有自信而又不失谦虚地面对传统史学和文化决定论,化解非环境史学者的成见与敌意,环境史才能健康发展。
    注释:
    ① 1993年12月13日-18日,在香港召开了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会后推出的论文集为《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由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于1995年出版,英文版则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2005年8月17日-19日,在南开大学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为《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由三联书店于2007年出版。
    ② 杨庭硕先生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陷阱与误区进行了探讨,可参见氏著《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陷阱和误区》,《南开学报》2009年第2期。
    ③ 相关情况可参见包茂红:《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④ 侯文蕙、包茂红、高国荣、梅雪芹等世界史学者都有大量译著和评述,不一一列举。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者的文章有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⑤ 就笔者所见到的有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元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颜家安:《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有关区域与断代研究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王玉德、张全明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则是大尺度长时段的相关研究。
    ⑥ 朱士光:《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景爱:《环境史续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南开学报》2009年第2期;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王琳:《紧张与亲密: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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