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中国20世纪前期著名学者和学术界领袖人物。抱着“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境界之中”①的宏伟理想，1928年3月底傅斯年受聘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11月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此所设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四组，最初研究人员--包括特约研究员约30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仅本所人员已发展至60人。此所集聚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并培养了新一代学者，其中如陈寅恪、徐中舒、胡适、刘复、陈垣、容庚、商承祚、顾颉刚、朱希祖、马衡、容肇祖、赵万里、陈槃、李家瑞、劳干、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林语堂、沈兼士、杨时逢、丁声树、李济、董作宾、梁思永、丁文江、翁文灏、石璋如、岑仲勉、梁思成、芮逸夫、全汉升、张政粮、董同龢、高去寻、夏鼐、王崇武、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等。他们遵照傅斯年拟定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进行学术研究，研究论文主要发表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它自1928年创刊，迄于1949年共出版20本；此外还出版学术专著单刊和专刊多种，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并在考古发掘、史地考察、方言调查、人类学调查和语音实验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1948年12月，傅斯年率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迁至台湾。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于台湾，但他创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仍存在于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特色十分显著，在国内与国际学术界甚有影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历史语言学派。关于这个学派的性质、学术特点、学术意义及它与国学运动的关系，这系列的问题，涉及较广的学术层面和复杂的史事，很值得我们探讨。
    当傅斯年于1928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自20世纪初年兴起的国学的新倾向已经形成，并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整理国故已取得一定成就。历史语言学派的兴起与发展，事实上与国学运动存在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虽然傅斯年力图在国学之外别创新的学派，而且有着国际学术的视野，但他及其学派始终不可能摆脱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学术环境与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形成与发展，以便认识历史语言学派与它的联系。
    清代末年一批民族文化保守主义者组成国学保存会，于1905年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以商量旧学，弘扬国粹为宗旨。他们出于爱国热忱，面临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新学的兴盛，深感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而导致中国之学的失落，遂奋力保卫国学。国粹派学者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国魂，以为只要保存传统文化即可保国，因此志于复兴以儒学为核心的“古学”。《国粹学报》的撰稿者有邓实、黄节、章太炎、郑孝胥、郑文焯、王闿运、廖平、陆绍明、刘师培、黄侃、章绛、江慎中、马叙伦、萧穆、胡蕴玉、李详、谭献、罗振玉、张采田、孙仲容、陈仲、田北湖等，他们主张“通经致用”，希望弘扬国粹以改造社会，负担起重大的社会使命。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深有研究的，在论著里探讨了中国历史与文献的若干问题，然而仅在经学、小学和旧史学的范围里，采用传统的注疏或考证方法，探讨并重复着陈旧的课题。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国粹学报》停刊，标志国粹主义思潮由盛到衰，但其残余势力却强固地存在于国学运动之中。民国元年（1912）四川省政府成立国学院，杭州成立国学会，此后各地亦纷纷成立国学馆或国学学校，这些都是以弘扬国粹为宗旨的。
    新文化学者们在提倡新文化的同时，考虑到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们是反对国粹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首先提出“整理国故”的号召。他于1919年2月1日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将新思潮的根本意义理解为是对文化的新态度，即“批判的态度”，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化”。他认为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积极主张是整理国故。在此工作中，他特别提倡“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毛子水同时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他说：“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国故，第一件事就是用科学的精神去采取材料。”②胡适和毛子水提倡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是国学运动兴起以来的新倾向。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召开了北大季刊编辑讨论会，成立国学组，胡适为主任，计划出版《国学季刊》。胡适于1923年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从新文化的观念对“国学”做了界说，以为它是“国故的缩写，它是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提出扩大国学研究范围，进行系统的整理工作。③这样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成为国学运动的方向和国学研究的内容，受到学术界广泛的响应。在北京大学的带动下，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国学学会，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以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的论文在各种国学杂志涌现。1925年曹聚仁分析国学运动的新倾向说：“近顷之治国故学者，虽取舍不同，准的非一，使非极端守旧，局守宋儒之陋见者，其用力之所在，必不离于考订名物训诂诸端，群力所注，则国故之各个资料，必由一一考证而日趋正确……国故之新倾向昭然呈现于吾人之前。新考证之盛行，即昭示吾人以国故学中心之所在。”④我们回顾这一时期整理国故的成就，它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1）对新出土和新发现的新资料的研究，开辟了国学的新课题，使人耳目一新；（2）胡适关于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的系列考证，采用新的科学方法；（3）顾颉刚在胡适的启发下开始古籍辨伪工作，发起关于中国古史的讨论。国学家们在以上三方面发表的论文具有明显的共同倾向，即以批判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当时的一些新文学家们是反对国学运动的，对整理国故的新倾向也表示反对。成仿吾说：“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代的考据家。所以他们纵然拼命研究，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从前那种无益的考据……我看我们这些所谓国学运动，充其量不过能造出一些考据死文字的文字，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更烦碎的考据学者。”⑤郭沫若以嘲讽的语气说：“我们常常向朋友们谈笑话，说我们应该努力做出些杰作出来，供百年后的考据家考证--这并不是藐视考据家或者国学研究家的尊严，实在国学研究或考据、考证的价值原是只有这样。”⑥从他们的反对意见中可以看出，他们将国学等同于考据，将国学家等同于考据家。他们对国学新倾向的认识是浅表的，而且认为这种考据不能创造新的价值。从这否定的意见，可见到国学运动新倾向在学术界的影响。国学运动新倾向形成后，取代了国粹派在国学中的主导地位，大力推动了国学的发展。1926年1月顾颉刚发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进一步发展了新倾向的观点，重申了胡适的纯学术主张，摒弃势利成见，不考虑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价值，并给予国粹派以严厉的批评。他说：“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遗言看做‘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部关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⑦此年4月顾颉刚完成《〈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它是国学运动中古史辨派的宣言。《古史辨》自1926年迄于1941年共出版7册，其中主要作者有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丁文江、魏建功、容庚、傅斯年、马衡、缪凤林、姚名达、周予同、冯友兰、刘复、罗根泽、梁启超、余嘉锡、高亨、唐钺、刘盼遂、吕思勉、童书业、谭戒甫、唐兰、杨向奎、蒙文通、杨宽等数十位学者。他们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一个松散的古史辨派。他们讨论的内容是古史，而基本上是关于先秦典籍的辨伪、诸子考辨和秦汉史学术问题；他们使用传统的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国学的新倾向和国学研究的新方法在古史辨派中得到集中的体现。⑧国学新倾向的学者们在思想上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具体研究中继承了中国清代传统的考据学，并使之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上的狭小学术问题，坚持纯学术的道路。这些基本特征，皆与历史语言学派是一致的。历史语言学派在组织机构、扩充材料、扩充工具、研究范围、治学精神等方面与古史辨派略异，但它们在学术性质上是属于国学运动新倾向的两个重要流派，因它们丰硕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国学的繁荣兴盛。然而要论证历史语言学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却是复杂而困难的，特别是傅斯年曾表示反对国学，而且向来学术界认为历史语言学派是中国新史学的一个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