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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学与历史语言学之辨，在傅斯年看来，这不仅是名词--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为学术精神的差异。此差异源自历史语言之学是在与欧洲汉学争胜的背景下创立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汉学的正统。西方的汉学是东方学的重点，傅斯年力争以中国历史语言学成为真正的东方学--汉学，使它在世界学术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国学运动新倾向的代表人物胡适与顾颉刚则确实缺乏国学的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博大恢宏的气魄。我们客观地回顾这一段学术史，将整理国故、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文性质以及相关的许多学者在这三个领域的交互情形加以比较，则它们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即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这种研究不负担社会的道德的使命，不主张普及，不考虑成果的社会效应，是一种纯学术的研究。自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以来，国学思潮逐渐兴起和发展，在国粹派衰微之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使国学思潮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正是在这种思潮下出现的两个国学运动的流派。它们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与兴盛，致使1940年代科学考证成为一时的学术风尚。蒙思明谈到当时的情形说：“中外学术交通的结果是一批所谓的学者们，在中国不能继承公羊家的经学，而继承了考据派的经学，在西洋不能吸收综合派的史学，而吸收了考据派的史学，于是双流汇合，弱流变作了强流，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金字招牌之下，如打了一剂强心剂，使垂灭的爝火又将绝而复燃，竟成了学术界唯一支配的势力。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证风气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据为实学。”（48）专崇尚科学考证的国学--包括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在中国现代学术系统中是有合理地位的，但它的学术价值和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从来没有夸大它在学术中的意义。傅斯年清楚地认为，这种研究“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少数学者辛勤地工作仅可以在很小的范围内“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49）。这些学者的工作仅停留于事实与材料的研究层面，然而他们追求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为许多学科提供新的事实依据；这些依据可能动摇某学科的基础理论，可能澄清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疑案，可能清除传统文化观念中的诸多谬误，其力量是坚实而巨大的：这是在更高学术境界中寻求真知。国学是中华文化的命脉，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各学科的成就，寻找有关中国学问的渊源，则不难发现自国学新倾向兴起之后，许多狭小学术问题的考证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它往往是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傅斯年力图“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争取“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个崇高而宏伟的愿望是非常不易实现的，它若实现应是在一个方面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