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瑞典的斯文赫定、俄国的柯兹洛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探险家和学者相继在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发现大量的汉文、中亚文、西夏文和藏文的历史文献资料。他们将这些资料带回欧洲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海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一时兴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学问的关注对象和使用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是有差异的。傅斯年举例说：“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君之译外国传。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办到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都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些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又如最有趣味的一些材料，如神祇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它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有规模的注意。”（21）西方汉学的新成就曾使中国学者感到震惊，促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的思考。关于中国某些困难的学术问题的研究，这是中国学者特具优势的，而且是能在世界汉学中居于领先地位的。1923年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国学时，将中国文化比喻为一个丰富的矿藏，他提议说：“我们感觉有发起一个合作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的目的的共同计划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及平时的学问根底，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併着一二十年的功夫下去，这个矿可以开得有点眉目了。”（22）为此他曾建议建立“古典考释学”，用科学方法将所有重要典籍重新审订和重新解释。胡适于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讲关于整理国故的问题，他很自信地说：“我国各种科学莫有一种比得上西洋各国，现在要比伦于欧美实在不容易，但国故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总该办起来比世界各国好。”（23）傅斯年虽然肯定西方汉学的成绩，同时也肯定中国学者治中国学术存在的优势，他说：“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24）梁启超和胡适以中国历史文献为国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傅斯年同样以之为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而且重在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方面；这与国学研究对象和重点是完全一致的。虽然中国学者治中国学颇有自信并有优势，但西方汉学的成就对中国学者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和压力，这点是傅斯年留学欧洲的后期感受特别深的。1925年在柏林大学时，他的学术兴趣转向关注中国四裔的历史、中亚语和欧洲东方学研究文献，并通过蔡元培的介绍而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取得学术联系。他归国创立中国历史语言学即有意同西方汉学争胜。当傅斯年受任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时，“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25）。在研究所设置之初，傅斯年致蔡元培和杨杏佛书信表示：“此研究所本不是一个国学院之类，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订等），以归光荣于中央研究院，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人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中国之历史学与语言学与时俱进。”（26）这是力图赶上西方汉学，扬长避短，并在某些方面超越汉学的范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里，傅斯年重申了赶上和超越西方汉学之意：“今若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以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27）在傅斯年的观念中历史语言学是广义的汉学，他准备建立一个严格的专业学术机关、形成一个集体，因而学术研究如同近代工场的分工合作一样，发挥合力的优势。1933年他在致胡适的书信里说：“这个研究所确有一个责任，即‘扩充工具，扩充材料’之汉学（最广义的）。这样事业零星做也有其他的机会，但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越有联络，越有大结果。”（28）他在青年时代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即有所认识，认为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少，以人为单位者多；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无聊；不懂得学术分工原理；好谈致用，结果一无所用；不能使用优良的先进的工具，以空洞间架到处应用。（29）他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志在改变这诸种弊端。在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时，顾颉刚亦是筹备委员，当商议建所的组织时，他认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累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藉”（30）。当时傅斯年不赞同此意见，但稍后却完全接受了，所以除本所之专业研究人员外，还聘请特约研究员和外国通信员，并招收研究生，从而聚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并培养了许多青年学者。罗家伦评价傅斯年说：“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极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求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31）这个研究所是中国近代的学术典范，它在艰苦的多难的岁月里成长壮大，取得辉煌的成就。傅斯年具有世界学术的视野，力争中国历史语言学在世界学术中发生影响。在研究所里特聘请西方著名汉学家米勒、伯希和、高本汉为外国通信员，通过他们将本所学术研究成果推向欧洲。数年后傅斯年自豪地说“彼等（伯希和等汉学家）应知此时代表汉学者为本院”，而蔡元培也说“中国学之中心点由巴黎而移至北平”（32）。这是当时世界学术界所承认的事实了。
    中国历史语言学派的研究方法与胡适和顾颉刚的国学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且都认为这种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精神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理解方面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他所说的科学方法源自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实用主义，它是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胡适将杜威的方法概括为五个步骤：感到疑难的存在，确定疑难之点，假设解决的种种方案，选择一个假设，对假设的证实。（33）由此他形成一种简单适用的方法，即“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34）。顾颉刚认为国学“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35）。他对科学方法具体解释说：“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实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36）傅斯年提倡的科学方法源自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派，但由于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广泛学习过多种自然科学，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从而形成更为严密的实证的科学方法。他提倡的新方法是采用西方近代的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工具，以整理史料，以为“若于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37）他所列举的自然科学都是重资料的搜集，具有历史进化特点，须考察、实验，并按合理程序进行工作的。他特别重视比较的方法，以为史料学即是比较方法的应用：“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此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38）历史上的某个问题，某个事件，当比较了各种性质的文献记载之后，便可发现矛盾、疑难、真伪等问题，从而经过科学的考证寻得历史的真实。傅斯年将文字的训诂考订作为“语言学的观点”，他认为其代表著作《性命古训辩证》便是“‘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之一法。自19世纪中叶以来，研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著书者，其出发点与结论，每属于语学”，但是他仍然主张“语言学的观点之外，又有历史的观点，两者同其重要”（39）。因为用文字训诂考订只可能解决个别语源与语义问题，若进一步以历史的观点考镜源流，才能使问题得到充分而圆满的解决。欧洲的兰克学派和中国的乾嘉学派都注重历史与文献的考证，追求客观真实的学术境界，傅斯年说：“最近百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诚然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是很不容易分别的。考证学发达的结果，小题大做可成上品，大题小做便不入流。”（40）这是关于考证学最重要的经验总结，即旨在解决学术上存在的狭小问题，若是宏大的问题则分别属于其他各学科了。国学与历史语言学都采用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方法，但在具体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若干狭小问题时，还得具体地运用中国传统考据学使用的方法；二者的结合而成为科学考证方法。这是20世纪初以来国学新倾向的显著特征。傅斯年与历史语言学派在其具体论著中，贯彻了“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