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曾提出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説法，他的見解常受人誤解（詳後），但其特别强調史料的重要，竊以爲仍應引起今日治史者的關注。實際上，若“史料學”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讀和運用，還真可以説是大體上涵蓋了史學的主要内容。這正是傅斯年的意思，他曾把近代史學方法界定爲“排比、比較、考訂、編纂史料之方法”，在此意義上，“近代史學亦可説是史料編輯之學”。①而從搜集到運用的整個史料處理進程，都牽涉到一般所謂“史識”，愈到後面的環節就愈明顯。若把對史料的處理提到史識的高度來認識，或更能理解傅斯年的意謂。
    傅先生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簡作《旨趣》）一文，②也歷來多受關注，詮釋不一，而以王汎森兄所論述最爲平正允當。王著出版已多年，惜其以英文刊布，在中國大陸流傳不廣。後之論傅斯年史學及《旨趣》一文者，多視而不見。如王先生所言，《旨趣》一文中類似“反對疏通”、主張“證而不疏”、以爲“推論是危險的事”等，都是“常被批評的部分”。其實這些見解也類似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説法，是傅斯年“行文時慣用的矯枉務必要過正的手法”，亦即爲吸引他人關注而誇張表述其立場的一種策略性舉措。③
    《旨趣》一文發表後兩年，傅斯年在給王獻唐的信中説：
    敝所設置之意，并非求繼續漢學之正統，乃欲以“擴充材料、擴充工具”爲方術，而致中國歷史語言之學於自然科學之境界中。此志似可，而自愧力有不及。如承指正，感荷無量！拙著《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標舉此意，以求勿爲正統漢學者誤爲同調。④
    這雖是私信，却可視爲點題之筆，表明《旨趣》一文實有所針對，有特别的立意，多少帶些故意説的成分。但他爲什麽要這樣説，而其他人爲什麽會“誤解”，實在意味深長。只有置於當時的思想和學術語境之中，結合其作意進行深入剖析，才能充分領會其旨意（有些思路，甚至要與此前更長久的學術思想進行對照，方顯清晰）。而領會了傅先生何以如此説及他人何以誤會，也就對當年的學術思想語境，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傅斯年圍繞“史料學”的相關言論，往往表述得非常簡明乾脆；而其背後的心態，實甚複雜。他的很多説法和做法，例如把歷史和語言捆綁在一起，作爲其研究機構的名稱；例如“以語言學的觀點，解釋一個思想史的問題”；⑤等等，隱約中常可見清儒擅長的“小學”之身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清代漢學，所以他才有意區分於“漢學之正統”。也正因此，他不得不故意多批評“正統漢學”的代表章太炎，且出語苛刻（其在《旨趣》一文中對章太炎的具體評説，即使就傅本人而言，也不一定代表其實際看法）。
    從民初的學術取向看，傅斯年自己的研究，實更接近所謂的“新宋學”（詳後）。⑥所以他常説清人口中的宋學是明學，而漢學則是開考證之風又重考異的真宋學。⑦且明學也有官學和民間私學的區分，前者即理學，後者乃是真樸學：“樸學之興，始於明。最初求博，後求精，再後求精求博而更求通，顧、黄集其大成。卒因政治之影響，後之學者，不敢追踪前賢，乃專注於考證。”换言之，一般皆以乾嘉之學爲清代漢學的頂峰，而傅先生則視之爲樸學的衰落。他對清代史家不滿，也因其“爲避免文網，不敢作近代史料之搜集編纂，而趨於考訂史料之一途”，亦即把整體的“史料學”縮略到局部之一隅。故其即使有成績，且拓展出邊疆史地、金石學和遼、金、元史等新追求，所獲也終有限。⑧
    不過，傅斯年清楚地知道，時人心目中的宋學，所代表的正是講性理的空疏之學；民初頗得提倡的國粹觀，也帶有强烈的倫理傾向；他更擔心中西舊史學那講求文字和見解的文人風氣對當下史學的影響。⑨三者其實都指向昔人所説的“義理”，故他在意識層面和下意識中，都對五四前後頗受青睞的“哲學”有着很强的警惕。⑩傅斯年和陳寅恪一樣不提倡史學言説的系統性，更正面反對所謂疏通，實際却又推崇真正的通達。他知道治史無法做到客觀，但正因此而側重於防止主觀（所以要從史學退到史料學）。他既重視歷史的個别性，明確任何事件皆單體；又注意歷史現象那復元的一面，主張以多元取向來趨近客觀。
    可知傅斯年一面要與舊“漢學”劃清界限，一面又要與舊“宋學”分疏，還刻意“反對‘國故’一個觀念”。他更提出，“後來史學，只應是史料整理學”。（11）與前引“近代史學亦可説是史料編輯之學”對照，可知他特别强調其史學之“近代”或“後來”的定位。其努力方向，更是“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12）注意傅先生想要争的是“東方學正統”，而不想要的學術認同則是“漢學正統”。但這東方學又不是仿效西方的，乃是他所謂“不國不故”的，（13）即超越中西和往昔的。所以，他想要超越的舊史學，不僅是中國的，還有西方的；則其想要建立的新史學（東方學），也是面向世界和未來的，即要區别於以寫作爲考究的既存中西“舊史學”，而建立一種以史料爲基礎的世界新史學。這一取向，與當時流傳於國中的各類“新史學”，也未必是同調。
    所有這些，迫使傅斯年常常處於不得不如是説的狀態之中，還不能不説得斬釘截鐵般不妥協。他雖寄希望於其所謂科學方法，以將史學導向正路；實際這方法究竟何在，仍在其探索之中，并未獲得解决。（14）由此看去，傅先生所謂“欲以‘擴充材料、擴充工具’爲方術，而致中國歷史語言之學於自然科學之境界中”，不過是提出一個努力的方向；而其“自愧力有不及”，恐怕是帶有雙關意味的實話實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