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想象連接歷史斷層的通識
    傅斯年向來眼光通達，早在北大讀書期間，就曾通論中國歷史的分期。（79）在他的眼中，北伐後大學中人，或都不足以教通史。故傅斯年隱主北大歷史系之時，就主張多講斷代史。這給時在北大的錢穆以深刻印象。但錢先生雖有此記憶，却不排除略有所偏。他所謂“當時學術界凡主張開新風氣者，於文學則偏重元明以下，史學則偏重先秦以上，文史兩途已相懸隔”，實不適合於傅斯年。（80）現在史語所傅斯年檔案中，就有他在北大開設“中國通史”的綱要；（81）且傅先生本文史兼治，他在北大擔任的中國文學史，也是通史，所重尤在先秦。這樣看來，傅斯年主張多講斷代史，或也更多是針對他人的立言。
    那時這也不是一人之見，與傅斯年史學觀念相近的陳寅恪，態度還更悲觀。他在大約同時説，“今日全國大學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國通史，或一代專史，而勝任愉快者”。（82）兩人皆最重通識，且其所謂“通”，都放眼世界，兼及時空，非僅限於斷代。如傅斯年就曾説，專史乃是“全史上之一面”，做專史要記住“無以一面之故，忘却歷史大輪廓上所示之意義”。（83）專史如此，斷代史亦然。此或即陳寅恪以爲當時能授一代專史（斷代史）者也甚稀缺的隱衷。傅、陳二人都非常不看好清代史學，大致也出自對其缺少通貫之識的不滿。
    前面説過，傅斯年深知清代漢學的板滯特徵，不僅他所再三標榜的史料學相當靈活變通，他自己的研究，更非常關注歷史那些看似不易實證的面相。如他在討論漢人血統融合之長期進程時，就曾提出，要注意歷史那“無形而有質，常流而若不見”的過程。（84）傅先生更主張，要從這類相對虚懸變幻的表象中，看到歷史現象背後的各種因素和力量。他曾形象地指出：
    “靈魂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之全即是靈魂。”文辭中的情感，仿佛像大海上層的波花，無論他平如鏡子時，或者高濤巨浪時，都有下層的深海在流動，上面的風雲又造成這些色相。我們必須超過於文學之外，才可以認識到文學之中。（85）
    此雖説的是文學，却字字適用於史料的解讀。必先超於史料之外，看到事物之全，才可以認識到史事之中。如此觀察歷史現象，就能認識到造成和影響這些現象的各種深層因素。錢鍾書所謂要“從飛沙、麥浪、波紋裏看出了風的姿態”，（86）此庶幾可以當之。而前引傅斯年所説讀史料不能僅看其“字面上的意思”，必須瞭解“作這言者所處的milieu”及其對手方，才能把具體史料“懂得透徹圓滿”，也可由此去理解。他提倡的歷史語言相結合的研究取向，正是這樣由表及裏地解讀史料。則其史料學所要求的“客觀知識”，又豈是尋常的考證名物字義所可限。
    這樣的通識，更反映在傅斯年所看重的“求其古”的歷史眼光，以區別於中國學術重視“求其是”的傳統。他指出，宋儒和清儒“皆以古儒家義爲一固定不移之物，不知分解其變動，乃昌言曰‘求其是’”。其實，“所謂是者，相對之詞非絶對之詞，一時之准非永久之准”也。在這方面，不以史學見長的朱子猶勝於清儒，其“差能用歷史方法”，故論性時尚“頗能尋其演變”。若戴震則“但有一是非”。清代學者中，“惠棟、錢大昕諸氏較有歷史觀點，而錢氏尤長於此；若戴氏一派，最不知別時代之差，‘求其是’三字誤彼等不少。蓋‘求其古’尚可借以探流變，‘求其是’則師心自用者多矣”。所謂“求其古”，即從歷史的觀點疏解古籍文本，推其言説的淵源流變，以明其在思想史上之地位。歷代“思想家陳義多方，若絲之紛，然如明證其環境、羅列其因革，則有條不紊者見矣”。（87）
    過去講到新文化運動後的所謂實證史學，最注重其“以什麽還什麽”的取向。那或者也是一種“求其古”，然仍嫌板滯，不够活絡。真正通達的歷史眼光，不如説是“以什麽看什麽”--即返回被觀察者之時空，從其立意等看去，看到觀念、史事、制度等都是發展的，其“由來及擴張”雖或隱或現，却都有各自的發展進程，且在此進程中還相互影響，此即傅先生所謂“歷史綫路”，亦即其“求其古”之所指，約近於他眼中的“生物學”。
    觀其具體方法，大約不外從具體史事的前後左右觀察和立説。然必先讀其前後左右之材料，然後能前後左右立論，而歷史演變之脉絡顯。對於任何史料，“求其是”的考辨當然是必須的，此後仍需進一步考察的是：歷史資料如何產生，在何種情形下因何目的并經何途徑怎樣留存下來，以及這樣留存下來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後人瞭解或認識到歷史事物的“真實”發生發展過程，并將其展現出來（詳另文）。
    同時，因爲要“求其古”，就不能放過歷史那“無形而有質，常流而若不見”的過程。傅先生確曾説，“歷史上有若干不能解决之問題，指出其不能解决，便是解决”。（88）故“應該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闕的地方，即讓他闕着”。（89）對具體的史學題目，這的確是最爲可取的態度。但通史是必須貫通的，如布克哈特所説，“我們决不能把任何過去的東西束之高閣，我們不能留下空白。在所有給我們留下記載的世紀中，向我們言説的其實是那個‘整體’。”（90）實際上，正因是在整體通識的基礎上求其古，所謂“闕着”，并非不説；而“不解决”，也不是抹殺。
    傅斯年有一個重要的觀念，即一個高度發達的文化，是不可能突然跳出來的。（91）從清季起，就有人以爲，中國的高度文化是從另一種文化借鑒過來的。對此傅斯年不能同意，他反駁説：“東周時中國之四鄰，無可向之借文化者，則其必先有長期的背景，以醖釀這個東周的人文，更不能否認。只是我們現在所見的材料，不够供給我們知道這個背景的詳細的就是了。”接着他就説出那句常被引用的名言：“以不知爲不有，是談史學者極大的罪惡。”（92）後來傅先生進一步論述説：
    古史者，劫灰中之燼餘也。據此燼餘，若干輪廓有時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爲不有，以或然爲必然，既違邏輯之戒律，又蔽事實之概觀，誠不可以爲術也。今日固當據可知者盡力推至邏輯所容許之極度，然若以或然爲必然，則自陷矣。（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