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之反對著史而主張駐足於史料學，恐怕與乾嘉時這場辯論相關。或因章學誠也甚推“著述”，在民初幾乎人人稱贊章氏的時代，很難見到傅斯年這方面的應和。（30）比較起來，傅斯年或更傾向於章學誠特别不喜歡的戴震。戴震曾説其作《詩補傳》，專“就全詩考其名物字義於各章之下，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説”。因爲前者“可以詳核而知”，後者“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31）梁啓超顯然對此不滿，他曾據此論清儒《詩》學説，其在“訓詁名物方面，我認爲成績很優良；詩旨方面，却不能滿意”。（32）
    但在傅斯年看來，這正體現了治學者的分寸感。他説，“史學可爲絕對客觀者乎？此問題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觀知識多矣”。這一分疏非常重要，他并未否定史學可以客觀，正如戴震也不否認“作詩之意”可以探求，但那顯然屬於更高層次的追求，且難以確定；而史料中就可以獲得很多客觀知識，恰如名物字義可以詳核而知。他本以爲，治史“總應該有一個客觀的設施做根基。所用的材料可靠，所談到的人和物有個客觀的真實，然後可得真知識”。（33）
    强調科學、客觀的研究，是傅斯年史學的一個核心，（34）也是他退居史料學的基本考慮。而其對應的，則是以“著史”爲代表的各種名目不一的空談空論傾向，如史論、史觀、哲學、文學等等。所以他明言：“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爲學問，亦不以‘史觀’爲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鈎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35）反之，若“以簡單公式概括古今史實，那麽是史論不是史學，是一家言不是客觀知識”。（36）
    新文化運動前後，是哲學和文學非常流行的年代。（37）而在傅斯年眼裏，至少歷史領域中的哲學和文學是近義詞。他曾説：
    歷史這個東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談。古來思想家無一定的目的，任憑他的理想成爲一種思想的歷史--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可以當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爲没有事實做根據，所以與史學是不同的。歷史的對象是史料，離開史料，也許成爲很好的哲學和文學。究其實，與歷史無關。（38）
    《國語》中有關於古人娶妻避同姓的一段論述，傅先生也曾引用，并指出：“這一套議論只是哲學，并非歷史。外婚制之由來及擴張，必更有他的歷史綫路。”（39）所謂歷史綫路，即傅斯年看重的“求其古”取向（詳後）。而其區分古代史料中的“哲學”和“歷史”，實是睿見。蓋中國古代號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若史料爲“言”，雖是當時當地所發，却可以上下左右伸縮進退，故其所言，不必爲“言者”所處之時之“事”。若不注意具體史料的辨析，很容易視“言”爲“事”，或視“事”爲“言”，則據此所得之歷史認知，便可能成爲傅先生眼中的“歷史哲學”。（40）
    傅斯年當然知道，所謂“客觀”，只能是個“理想的境界”。但正因“想以客觀爲理想而去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觀；一旦完全把客觀放棄了，認以爲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那真不得了”。（41）因此，只有回到史料的層面，才能够做到“實在”、趨近客觀。他在《旨趣》中提出：
    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42）
    在北大講授史學方法時，他又通過討論中國及歐洲歷史學觀念的演進，歸納出三點結論：
    一、史的觀念之進步，在於由主觀的哲學及倫理價值論變做客觀的史料學。
    二、著史的事業之進步，在於由人文的手段，變做如生物學、地質學等一般的事業。
    三、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43）
    兩段話的主旨相近，皆明其所謂近代史學的“是”和“不是”，并從史學的“對象”和“工作”兩面闡述爲什麽“史學只是史料學”。從那些“不是”的内容，便可以瞭解傅斯年所謂“著史”的涵義所在。若對比他在《旨趣》一文中喊出的口號--“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那句“著史的事業之進步，在於由人文的手段，變做如生物學、地質學等一般的事業”，已昭然揭示出他的本意--傅斯年何嘗不欲著史，不過用“著史”來概括那些“倫理家”和“文章家”及其帶有“功夫在詩外”意味的各種外在功能和角色而已。
    换言之，在史學的整體流程中，傅斯年最不强調今人愛説的“歷史書寫”。正是在歷史的“書寫”層面，他所謂的文學和哲學很容易走到一起。用傅先生自己的話説，若史學重文學，便“偏於技術多，偏於事實少”；其邏輯後果，則所重“非事實的記載，而爲見解的如何”。（44）史學一旦以“書寫”爲重，就可能不期而然地從文學走向哲學。故傅先生有意把歷史叙述弱化爲史料編纂，并將其包括在史料學之中。在主觀不可避免而客觀難以實現的前提下，“史料學”還可體現以客觀爲目標的努力，而“著史”便很容易從客觀滑向主觀，真成爲今人挂在口上的“歷史編纂學”了。（45）
    傅斯年對主觀和客觀的深切認識，來源於他對近代西方科學的把握瞭解。他個人“科學方法”的素養，本多源於自然科學。他愛讀龐加賫（Henri Poincare）、馬赫（Ernst Mach）、皮爾森（Karl Pearson）、以及長於數理邏輯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等“通論科學方法的書”。（46）但他又深知史學與可以“拿原則概括事實”的自然科學不同，即使向科學靠攏，最多也就到生物學和地質學的層次。（47）這在那時的西方也是很多人接受的共識，如前引《史學原論》便説，史學是從個别性的事物相互偶合際會而產生的變化，去認識進化的過程。在這方面，“正與地質學、古生物化石學同一立足點”。（48）傅斯年對古生物學的側重，也更多在演化的一面。
    正因爲傅斯年明確表異於“倫理家”和“文章家”的言説頗多，顯然已帶有排斥“宋學”的“正統漢學”的意味，所以他才在給王獻唐的信中强調“并非求繼續漢學之正統”，更要“勿爲正統漢學者誤爲同調”。他當然知道治古史不能不借助想象和推論（詳後），但仍特别提出，不能“把設定當作證明，把設想當作設定，把遠若無干的事變作近若有關，把事實惟允許决定的事付之聚訟”。因爲這些“都不足以增進新知識，即不足以促成所關學科之進展”。（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