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增進新知識，促成學科之進展，是傅斯年史學的主要目的。他認爲中國史學在宋代已有很好的開端，後來却未能延續，即因“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後者是“書院學究的研究”，亦即他所謂“著史”；而前者是與自然科學相類的“科學的研究”，即他所謂“史料學”--“利用各地各時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書，小如私人的日記，遠如石器時代的發掘，近如某個洋行的貿易册、去把史事無論巨者或細者、單者或綜合者，條理出來，是科學的本事。”簡言之，“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50）
    這是傅斯年區分史料學與著史的真正指謂。也是在此意義之上，“史料的發見，足以促成史學之進步；而史學之進步，最賴史料之增加。”（51）一般皆承認，對史學而言，史料永遠是絕對的基礎。治史者必須盡量廣泛地占有與研究對象相關的史料，然後可减少立論的偏差。但傅先生所謂史料的發見足以促成史學之進步，似不僅限於史料在數量上的增加，更因爲史料是“介物”，而且是可能决定史學這一學科的“介物”。
    傅斯年在討論文學時曾説：“一種藝術因其所憑之材料（或曰‘介物’medium），而和别一種藝術不同。”音樂、繪畫、造像（雕塑）、建築等，無不憑借其介物之表現而成其獨特的體式。同時，“各種藝術因其所憑借之介物不同，故不能同樣的發展，又因其同是藝術，故有類似的發展”。故文學的“著文”，與上述藝術形式各有相通之處。可以説，“一切藝術都是以材料爲具，人性爲宰。人之性靈，運用在一切材料之賦給和限制上。所以各種藝術，因人之性靈而有溝通，因材料之賦給和限制而有獨立。”（52）
    據前引傅斯年已説，“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則上面一段似與史學無關。然而，傅斯年也説過：“文學史是史，他和史之别的部分之分别，乃因材料不同類而分開題目去作工；要求只是一般史學的要求，方法只是一般史料的方法。”（53）其論“介物”之上文，正是關於文學史的討論。這裏的關鍵，即在於對“整理”的理解。一方面，“材料”决定了學科的特性和工作方式；另一方面，“整理”却是研究者對材料的人爲處理。正因具體史料要求具體的處理，史料整理乃以不確定性爲特色，其實是一項異常靈動微妙的工作，處處不離史家的主體性。在這裏，“證”與“疏”雖有所對立，却又相輔相成。
    二 “證而不疏”與“疏通致遠者爲達”
    前已引述，傅斯年曾説史學就是史料整理學。在他看來，“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歷史學家本領之高低全在這一處上决定”。（54）這話説得委婉，而史家自身主動的一面仍明顯可見。從這個角度言，整理其實也就是詮釋。駕馭“整理”的，便是史家的史識。在史學領域裏，史識約近於藝術領域的“人之性靈”，而“著史”也類同“著文”，需要的同樣是史家將史識“運用在一切材料之賦給和限制上”。史識當然也可以來自學力的積纍，却不那麽客觀，可能還帶有幾分主觀。陳寅恪所謂“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55）或也可由此視角看。
    只有充分認識到“整理”的豐富内涵，才足以領會史學即史料學的指謂。傅先生曾特别强調，“於史料賦給者之外，一點不多説；史料賦給者之内，一點不少説”。（56）但誰來决定、又怎樣判斷什麽是史料所“賦給”者？誰來决定、又怎樣判斷什麽是材料之“限制”？在程序上，靠的都是所謂的“整理”；而其背後，皆有一個個具體而鮮活且有着“性靈”的“人”。進而言之，所謂“多説”、“少説”，仍然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正是傅斯年自己敢做而不敢對他人提倡者，亦陳寅恪以“通性之真實”來涵蓋“個性不真實”的微妙之處。（57）
    傅斯年在闡述史學就是史料整理學時説，因爲“歷代史書每由官修，故不實在；而私人所記，每取傳聞，故亦不實在”；則“後來史學，只應是史料整理學”。（58）而整理的方法，就是比較。所以他明言，“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之應用”。更進而説：“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説：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59）能得傅先生如此强調的“方法”，實在不多，不可等閑視之。説“比較”是傅斯年史學方法的一個核心，或不爲過。
    或許因爲傅斯年比很多他的同時代人更瞭解“正統漢學”那板滯的一面，他所謂的“史料學”，其實充滿了相對的因素。而其最爲看重的史料比較，雖以“實在”爲目標，却又以不確定性爲特色。他告訴學生：
    史料是不同的，有來源的不同，有先後的不同，有價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樣的不同。比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時制宜”的。處理每一歷史的事件，每每取用一種特别的手段。這手段在宗旨上誠然不過是比較，在迎合事體上却是甲不能轉到乙，乙不能轉到丙，丙不能轉到丁。（60）
    “因時制宜”是此處的關鍵詞，而這裏的“時”與“空”是相通的。正因史料有一切花樣的不同，也就没有一成不變的方法，故具體材料便須進行具體的處理。如果傅斯年最看重的“比較”不過是每一歷史事件都要求取用一種特别的手段來處理，則其“史料學”的靈活變通，就更應得到特别的關注。而傅斯年自己的史學見解，恐怕也需要以這樣的“比較”眼光來考察。
    傅斯年很多重要史學見解，都帶有一定的二重意味。例如，學術研究的方法是只有一個，還是不同的領域要用不同的方法，他就有不同的表述。他在l 926年致胡適的信中説，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傅先生稱爲方術），“斷然不是需要同一方法和材料”。如研究“古代的方術論者，用具及設施，大多是言語學及章句批評學。弄佛學則大綱是一個可以應用的梵文知識，漢學中之章句批評學無能用之。至於治宋明理學，則非一個讀書浩如大海的人，不能尋其實在踪迹，全不是言語學的事了”。（61）但他後來在比較文史學和社會科學的表述時則説：“前一種的理想典型是‘精’，後一種的理想典型是‘通’。其實精者必通，通者必精，面貌雖然不同，歸結起來，終没有分別的，正因爲學術研究的方法也只有一個。”（62）
    兩説顯然有衝突，這裏的關鍵，可能在於前一説與方法并列的“材料”。從傅斯年關於材料這一“介物”可以决定學術門類的觀念看，材料不同，方法當然也會不同。而後一説更多是從表述反觀學術研究的方法，側重的是更帶根本性的治學精神和追求。故後者看似與他多數相關論述不合，反可能是其心聲的流露。所謂“精者必通，通者必精”，最能體現傅斯年那種相對而不絶對、看似對立却又相通的基本態度。如果“精”和“通”可以是一個方法的兩種表現，則很多看似二重的説法，也皆有其相通之處了。
    又如，傅斯年最看重史事之共時性關聯，認爲歷史上人與事和周圍的聯系超過其與既往的聯系，甚至“兒女學父母”也“學不全像”；（63）但又提出，“歷史上事，無全同者了解之，須從其演化看去”。若從“横切面看之，何貴乎有史學”？（64）重要的是兩説都在申論史事的流變，（65）然又有着不同的針對性。若不從其立言的作意去看，便容易見其對立的一面，而忽略其相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