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王汎森已指出，“出現在史學方法論教科書上的，并不一定反映在實際工作的層次”。故不宜“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里程碑式的宣言，而忽略了在實際研究工作中眼光及方法的轉變”。參見其《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343頁。
    （22）參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叙論》，《陳寅恪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5頁。
    （23）朗格諾瓦（Ch.V.Langlois）、瑟諾博司（Ch.Seignobos）：《史學原論》，李思純譯，商務印書館，1926年。此書在中國影響甚大，從那時起到現在，國人講史學方法的書，大都或全面或部分地借鑒了此書（盡管有些人并未明説）。
    （24）朗格諾瓦、瑟諾博司：《史學原論》，中譯本，76頁。
    （25）章學誠：《文史通義·浙東學術、答客問上》（我所用的是倉修良編的《文史通義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0、170頁。
    （26）王繩祖：《讀史方法》，《世界學生》，1卷4期（1942年4月），5頁。
    （27）Wang Fan-shen，Fu Ssu-nie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pp.62-3；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43頁。
    （28）傅斯年：《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附識》，《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744頁。
    （29）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64年重印，468-469頁。
    （30）其實兩人皆甚注重古文獻形成的過程，這方面頗多共識。參見王汎森：《對〈文史通義·言公〉篇的新認識》，收入《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5年，229-256頁。
    （31）戴震：《詩補傳·序》，《戴震全書》（一），黄山書社，1995年，125-126頁。
    （32）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3-1924年），《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五》，中書局，1989年，185頁。
    （33）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叙語》（1928年），《傅斯年全集》，第1册，20頁。
    （34）説詳Wang Fan-shen,Fu Ssu-nie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passim.
    （35）傅斯年：《〈史料與史學〉發刊詞》（1943年），《傅斯年全集》，第4册，356頁。
    （36）傅斯年：《閑談歷史教科書》，《傅斯年全集》，第4册，310頁。
    （37）參見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中華書局，2009年2版，193-196頁。
    （38）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1929年），王培棠筆記，《傅斯年全集》，第4册，290頁。
    （39）傅斯年：《外婚制》（1929-34年間作），傅檔。
    （40）與傅斯年很多觀念相近的陳寅恪，在其所開設的“晋至唐史研究”課上，便主張要“特别注意‘言’與‘事’”。陳先生也以爲，“歷史重在準確，不怕瑣碎”；而哲學就可以“講大概”，不必太精細。觀其以“講哲學”和“講歷史”對立看待，亦可見與傅斯年相類的深意。參見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364、362頁。
    （41）傅斯年：《臺大〈社會科學論叢〉發刊詞》（1950年），《傅斯年全集》，第4册，364-365頁。
    （42）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253頁。
    （43）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史料論略》（1929年），《傅斯年全集》，第2册，337頁。
    （44）傅斯年：《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傅檔。
    （45）反過來，我們也可從今天“歷史書寫”和“歷史編纂學”詞匯的流行，看到傅斯年卓絕的預見力，也就更容易體會他當年警醒後學的良苦用心了。
    （46）傅斯年：《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彩》（1936年），《傅斯年全集》，第7册，21頁；Wang Fan-shen,Fu Ssu-nie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pp.60-2.
    （47）傅斯年：《閑談歷史教科書》，《傅斯年全集》，第4册，309-3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