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傅斯年認爲，“歷史上件件事都是單體的，本無所謂則與例”。所以，歷史上人物及其行動，都“只得一件一件的叙説”。由於“没有兩件相同的史事”，故“歸納是説不來，因果是談不定的”。對於歷史事件，既然“不能作抽象的概括命題”，就只有“根據某種觀點，作嚴密的選擇。古今中外的歷史事件多得無數，既不容歸納，只得選擇”。（66）而他又以爲，歷史現象都“是極復元（heterogeneous）的物事”，故不能像歐美都市統計表那樣“以一個樣子定好”，而必須“從小地方細細推求比論”。（67）兩説都在强調史事需要具體處理，却一言“單體”、一言“復元”，看似對立。仍須去看其立言的針對性，才能明白其共性。
    在此基礎上，傅斯年强調，“思想不宜放之無涯之域。欲言之有當，思之由軌，理宜深察四周之情形，詳審時代之關係，與事實好合無間，親切著明，然後免於漫汗之談，詔人而信已”。因此，“學説愈真實者，所施之範圍愈狹，所合之時代愈短”。（68）這與他的好友陳寅恪所説“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説之真相愈遠”，（69）所見略同。
    傅斯年自己曾説，“大凡要把一句話，一篇文，一段故事懂得透徹圓滿了，必須於作這言者所處的milieu了曉，否則字面上的意思合起來不成所謂”。同時，還要瞭解特定作品的“對手方”，即作品是爲誰而作。（70）後者是解讀傅先生史學言説的一個關鍵。由於他的很多史學見解都帶有一定的二重意味，最需要從其立言的作意進行對照解讀。稍一疏忽，便可能誤會。我們或也可試用他所提倡的方法，對他自己與“疏通”相關的説法進行“比較”。傅斯年確曾明言：
    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没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着一大段，把他們聯絡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可能爲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於材料的態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發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説。（71）
    這段話説得相當明快，但後面緊接着還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果然我們同人中也有些在别處發揮歷史哲學或語言泛想，這些都僅可以當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所〗的工作。”要知道傅斯年本主張現代的研究是集衆的事業，則研究所的工作當然要從團體方面去看。王汎森兄已指出，傅斯年知道“一流的史學著作不能期於每一個史學工作者”，所以側重那些發掘、考訂、編纂史料的工作，“使得平凡的人也可以作出踏實而持久的貢獻”。（72）這與前引傅斯年對“一人著書”和寫教科書進行區分，大體是出於同樣的考慮。
    傅斯年在大約同時又説，“有通達的文學，有鄙陋的文學；有大文學，有小文學”。音樂和其他藝術，也都有這樣的“品類分別”。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區分標准：
    疏通致遠者爲達，局促於遺訓或成體或習俗而無由自拔者爲鄙；能以自己之精靈爲力量以運用材料者爲通，爲材料所用者爲陋。（73）
    這裏雖然説的是藝術，却仍與史學相通。尤其是第一項標准，只要比較前引《旨趣》一文中所説的“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即可知是同一意思的兩種表述。關鍵是他曾經明確那是“書院學究的研究”，而非“科學的研究”，則其對“疏通致遠”的看重，就更意味深長了。其第二項標准，大體近於前引把“人之性靈運用在一切材料之賦給和限制上”的要求，并明確給出了評判。
    傅先生更一言以蔽之：“能自造千尋華表者爲大，從固有之成就、更復一腔一面堆積者小。”（74）學術要創新，當然以“自造千尋華表者爲大”，但“疏通致遠”確實不能期之於人人。所以他在針對初學者或爲了培養人才時，就只能多説反對“疏通”的警醒之言了。
    而傅斯年對“達”和“陋”的區分，也要置於當時的學術謂語境中考察。如果説近世歐洲的學者大體也和此前的章學誠一樣，至少在思想上接受史料學和史學的先後兩個階段。則在那樣的區分裏，前一階段基本是准備，“疏通致遠”和“局促於遺訓或成體或習俗而無由自拔”大致都是後一階段的。傅斯年的意思，或不過將那時西人主張的史學兩階段合而爲一，直接依據史料“疏通致遠”而已。他實際是在否定非研究性“著史”的基礎上，將史學重新定名爲史料學。尤其强調要“運用材料”而不“爲材料所用”，充分凸顯了史家自身的主體性；與一般人心目中那種局促而被動的“史料學”，相去甚遠。
    如前所述，傅斯年本主張史料學也包括“編纂”，故并非真反對“著史”。他更曾明言：歐洲“近代史學，亦有其缺點：討論史料則有餘，編纂技術則不足”。（75）傅斯年從來是意在提高而無意於普及的，他所謂的“不國不故”，原有時空兩面的超越涵義，則其顯然有意彌補歐洲近代史學的不足。他之想要“著史”，實不言而喻。既要“著史”，焉能不“運用材料”以“疏通致遠”？這兩者都憑借“史識”，離不開所謂“主觀”；要趨近“客觀”，只能依靠史家的學力、史識和自我約束。他深知“史識”的不易，故亟諱言之。在針對後學和團體立説時，更不得不公開反對“著史”。
    我們如果看傅先生自己的作品，如《周頌説》（在《〈詩經〉講義稿》中），如更著名的《夷夏東西説》，特別是其《性命古訓辨證》，何嘗没有“疏通”和“推論”，但他只是自己做，却不提倡後學去嘗試。余師英時已指出，傅斯年并非真的“證而不疏”，他的《性命古訓辨證》就是一本“深具豐富想象力的書”。尤其中間講“天”的内容，“頗多推測性質”，實“大量運用想象力”。（76）王汎森兄也注意到，已有不少人“敏感地發現傅先生本人的歷史寫作并不見得忠實於自己的口號，他那幾篇膾炙人口的古史論文，早已運用了大量的歷史想象與歷史解釋”。（77）
    恩格斯曾説：“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爲；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麽和實際是怎樣一個人。”（78）從傅斯年的實際研究看，他所走的主要是“疏通致遠”之路，朝着“自造千尋華表”的方向前行。在這方面，他不僅有自己的身體力行，也有着不少的論述，下面僅簡述其一些稍爲人所忽視或誤解的史學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