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畜力利用动因说
    广义的农业中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对黄牛这种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和饲养本身就意味着畜牧业的进步。同时，黄牛可以为农作物种植提供畜力从耕作和运输方面为其产量提高和规模的扩大提供动力。考古遗址发现的有关开发黄牛畜力的线索（上文），我们需要在今后予以更多的关注，不仅要关注黄牛骨骼上可能出现的与畜力开发有关的证据（年龄结构、骨骼病变等），同时也需要对考古背景信息（农田遗迹、农具等）进行分析。畜力开发对生产力发展有着巨大的助推作用，我们今后工作中需要寻找更多的线索和证据对畜力利用在家养黄牛起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加以证明。
    （3）关于骨料来源动因说
    手工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而骨器制作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渔猎方式在生业模式中的逐渐瓦解，骨料来源主要倚重于家畜。黄牛骨骼以其骨壁厚、骨节长、比较容易获得等特点而成为骨器制作的主要原材料（79）。这就从原料来源方面，保证了稳定的、优质的、充裕的骨料来源。手工业是农业的副业，相比较家养黄牛作为畜力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可能作为骨料来源的作用稍显逊色，我们需要具体评估其作为原因因素的比值。
    （4）关于宗教祭祀说
    考虑到家养黄牛这种外来家畜种类在当时和日后的宗教祭祀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人类源何饲养黄牛就十分耐人寻味。宗教祭祀现象背后是财富和权力的角逐或彰显，家养黄牛或许也仅是一个物化的载体。考古遗址出土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现象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家养黄牛是重要的财富或资源，它有可能已为少数精英阶层所掌控；其二，精英阶层将这种珍贵的物品作为牺牲，以宗教祭祀的方式来达成他们对权力的掌控，从精神领域统民众。中国可信的文献《史记》有两条非常重要的记载：“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和“（舜）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80）。这两条记载展现了距今4500-4000年前，在中国北方地区，精英阶层从其上任那里继承了黄牛和绵羊等重要的财富，并将黄牛作为牺牲奉献给祖先。文献与考古资料保持一致。总之，家养黄牛以“实物财富”和“精神象征”的方式彰显、巩固和扩充了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家养黄牛的传入及其本身无疑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若与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建立必然的联系，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综上所述，事实上，关于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我们还不能给出一个十分肯定的答案。考古遗址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有待研究的现象，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这些现象能否解释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因为，它们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带有“伪装”的；另外，更重要的一点，这些现象代表的是最终的结果，从结果本身去追寻最初的动因可能会存在问题。我们不能完全纠结于这些问题，否则将陷入不可知论不可自拔。从考古材料出发，从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精英阶层对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和掌控。也正是这种“欲望”，促成了家养黄牛的引入，促成了家养黄牛在肉食、畜力、骨料来源、宗教祭祀等方面不同寻常的表现。由此对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进行解释，可能更具说服力。
    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中国最早黄牛的管理出现在距今10660年前的论述，我们从牙齿上严重磨耗现象的成因、动物遗存的采集和研究方法、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历史背景等3个方面对其所提出证据当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指正，以供商榷。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提出我们关于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认识，具体包括起源的时间和地点、传入路线、喂饲方式、起源动因等4个层面。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得出的结论如下：
    （1）下颌第1臼齿和第4前臼齿（特别是第1臼齿）出现严重磨耗在老年哺乳动物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牙齿的自然生长和相互磨耗，而与动物啃咬栏杆或圈的行为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就表明原作者据此所提出的“人工管理”的证据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2）要解决中国家养黄牛起源这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我们需要应用动物考古学的系列研究方法，单凭1件标本，缺乏审慎的科学态度、规范的研究过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3）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我们从东北地区考古文化序列和生业模式、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社会背景等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说明，错位的历史观造成了原作者对于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错误认识；
    （4）重申我们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家养黄牛起源时间和地点的论述，依据新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原有认识进行补充和提升，阐述了家养黄牛的传入路线和喂饲方式；
    （5）通过分析家养黄牛在肉食、畜力、骨料来源、宗教祭祀等方面的考古学证据，我们认为精英阶层对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和掌控可能与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有关。
    随着新的考古学材料不断涌现，随着我们对这些材料的鉴定和研究愈加科学，随着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推进，随着我们以更广阔的世界性视野来思考问题，我们对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以及其他热点学术问题的研究一定会更加科学、对古代社会和历史的认知一定会更加丰富、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性影响一定会更加深刻！
    ①Zhang,H.,et al.,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evidence for early Holocene cattle management in northeastern China Nat Commun,2013.4.
    ②例如：吉哲鹏：《中国东北是人类最早驯化牛类动物的地区之一》，《中国文物报》2013年11月13日第1版；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tews.com/sh/2013/11-08/54820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