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创作主体不仅有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领袖人物群体，以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也作出重要贡献，他们通过史学研究，建构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史学研究体系。当前学界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创作主体的研究呈现“重领袖人物群体、轻知识分子群体”特点，对该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本文试图系统梳理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相信对当今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有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影响因素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通过史家群体的研究实践，构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史学研究体系。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汇聚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前提条件。
    抗战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民族自觉意识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感召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包括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等各个知识阶层在内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1]（P384）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2]（P279）当时边区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和条例，尊重知识分子，奖励自由研究，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及生活待遇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如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情况下，“著名学者何干之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给予何干之很高的待遇：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3]（P1）
    在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史学工作者逐渐汇聚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成为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主要代表性人物有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杨松、尹达、陈伯达、吴玉章、金灿然、叶蠖生、杨绍萱、谢华、佟冬、唐国庆等，他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治史，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主要创作主体。
    其次，抗战救国时代主题的必然抉择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直接因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建设，体现了国内局势发展的需要。抗战爆发后，面对救亡图存的新课题，延安知识分子把史学纳入革命和救亡轨道，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抗战实践，更好地把求真和致用结合起来。
    文化作为抗战建国的重要理论武器，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者的高度重视。学术研究必须为抗战服务，“抗战推动一切学术更走向实践之途，它的理论斗争都和实践更密切地联系着，历史学自然也是如此”。[4]可见，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当时政治形势、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有密切关系。政治宣传、军事战略和政治方略，都需要从历史资源中去寻找借鉴和解答，研究历史就是为了“从历史的规律中证明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及今后建国应走的道路。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绩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份子的警惕性”。[4]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们希望通过史学研究来为抗战事业作贡献。
    最后，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视和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内在动因。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而中国历史是一切中国问题的源头。延安时期，中央特别强调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治史，注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实中的作用，“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5]（P814-815）对于历史研究的步骤和方法，毛泽东强调分工合作，“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5]（P802）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视和指导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提供了直接契机。
    为此，中央十分注重史学机构的建设。1937年延安建立了最早的史学团体“中国革命史研究会”，1938年成立马列学院（1941年“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后来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共设9个研究室，其中范文澜为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成员有谢华、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尹达、佟冬等人。这些史学机构最大程度整合了延安地区有限的学术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