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为儒门六经之一，也是孔夫子一生事业之象征。作为中国文化之圣人，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述而不作”，然而与《诗》《书》《礼》《乐》《易》五经乃上古文献整理之结果不同，《春秋》一经，虽有传世文献为历史依据，却是寄托着作者人生理想的经典之“作”。传统的《春秋》之学，在儒家学术门类之中，极其特殊，也最为难治。两千余年来，论争从未间断。其中《春秋》一书之性质，又是各种学术纷争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今文学派认为：“《春秋》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1]2古文学派则本“经承旧史”说，认定《春秋》是据“旧章”而传“述”的史著，[2]14缘此而走向极端者，甚至有“断烂朝报”之说[3]10550；徘徊于两派之间的折衷之论，亦难获多数学人认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传统经典解释的固有思路，关于《春秋经》性质之认识，也随之发生转变。最为流行的进化观点认为，《春秋》仅是“略具雏形”的早期编年体史书；另一种观点，则将其看成“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著作。虽然中西学术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简单类比与过度阐释，均会伤害《春秋》文本原义，但近百年的历史已然证明，中西学术之深层对话，不仅可为华夏固有学术难题之解决找到参照方式，也是传统学术资源开掘的重要途径。文化史视野中《春秋》一书之性质的重新审视，即是以中学与西学、古典与现代贯通之方式重新诠释这部华夏经典的一次尝试。
    一、《春秋》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人类各民族对于自己历史与文化之整体反思，通常需要具备以下几方面条件：一是历史演进过程中巨大的社会文化变动；二是不同文化共同体的接触与交往；三是基于前两者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西方，这样的历史机遇，晚到18世纪才真正出现。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社会的转型，对外殖民扩张及对异域世界了解的加深，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民族文化意识的明确，不仅导致近代历史学科之产生，也促进了文化史观的形成。换言之，直到近代新史学出现，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前提才得以具备。
    华夏民族文化之早熟，是人类文明的特殊现象。相对于西方，中国人对于自己历史与文化作整体反思的条件，早在二千多年前即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即已具备。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崩，史称东周。因《春秋》一书所载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之历史，与东周历史阶段大体对应，这一时代又被称为“春秋”。春秋时代，乃中国上古历史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政治体制之转型，民间社会之变迁，学术流派之纷争，中原与周边民族之冲突，既是时代的总体特征，也是《春秋》一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发祥于尧舜时代的华夏农业文明，演进至周代，逐渐进入繁盛期。以周公摄政为标志，具有华夏特色的成熟的礼乐制度，开始规范化。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进入衰颓期。此后的周王朝，王室力量日渐衰微，逐渐丧失控制政权的能力。“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徹于堂”[4]3681，乃是当时现实之写照；诸侯挟持周天子，大夫放逐其诸侯，家臣反叛其大夫，亦是“礼崩乐坏”之反映。
    “礼崩乐坏”的社会表现，是井田制的瓦解与大规模土地兼并的展开。春秋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大量荒地被开垦与私田的增加，使得以国有土地制度为基础的井田制土崩瓦解。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成为历史的选择。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对于此种“非礼”举措，《谷梁传》评曰：
    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于民为已悉矣。[5]204-205
    井田制的破坏，带来经济体制的变革，也造成社会动荡与文化失范。《汉书·货殖传》云：
    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4]3682
    所谓“国异政”，恰是“家殊俗”的主要原因。
    伴随着礼乐制度的解体与民间社会的剧烈变动，学术体制也开始发生变革。“乱世则学校不修”[6]313，是官学衰败的实际说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1366，则是官方学术垄断地位被打破的真实记录。《庄子·天下篇》云：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7]1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