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书成自记》中讲：
    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宽狭长短，一视与其“体”之相副相称以为度。[15]1
    《春秋》之材料取舍原则，即架构材料之系统“观点”，并非出自政治本身。吴文正云：
    《春秋》，鲁史记也，圣人从而修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修之者，约其文，有所损，无所益也。其有违于典礼者笔之，其无关于训戒者削之。[16]卷十八
    所谓“其有违于典礼者笔之，其无关于训戒者削之”，正是以“礼义”原则为笔削标准的说明。
    仅从自记事范围看，《春秋》之内容，也已远远超出单纯的政治领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3]509
    所谓“王道备，人事浃”，正是取材广泛之证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13]3298后世以“礼”说《春秋》，已然形成传统。“宋张大亨撰《春秋五礼例宗》七卷，取春秋事迹，以吉、凶、军、宾、嘉五礼分类统贯；元吴澄《春秋纂言》，分为七纲，天道、人纪外，亦以五礼分纲；而明石光霁《春秋钩玄》，又仿其例，以《春秋》书法分属五礼，五礼所不见括者，别为杂书法一门……”[17]1清人的《春秋》之学，仍然延续着此一传统。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将《春秋》之事分为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昏媾、享唁、丧葬、祭祀、蒐狩、兴作、甲兵、田赋、丰凶、灾祥、出国、入国、盗弑、刑戮等二十二门。天文、地理与人文均在视野中，可谓包罗万象。惠士奇《半农春秋说》“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比类相从”[18]提要。姚彦渠《春秋会要》“首以列国世系，……次则吉、凶、军、宾、嘉五礼为纲，而纬以事迹，各从其类”[17]2，同样是以“礼”说“经”之典型。
    西方的文化史著作，无论是狭义的精神文化“专史”，还是文化史意义上的普遍史，均将最终目标锁定在民族精神的阐释方面，此亦正是文化史著作与以客观性追求为终极目标的一般历史著作的根本区别之点。《春秋》之文化史品格，同样体现于文化精神之承载，这也是《春秋经》区别于其它史著的本质所在。
    《春秋》内容包罗万象，却以“尊王攘夷”为根本大义，以礼乐精神为思想支撑。《春秋毛氏传》云：
    今试观《春秋》二十二门，有一非典礼所固有者乎？[18]总论
    创制于西周的“典礼”，正是“《春秋》二十二门”的核心。对于礼乐精神之诠释，是《春秋》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共同追求，是《春秋》左氏传的基本思路，更是《春秋》胡安国传的精神目标所在。《朱子语类》论《春秋》曰：
    《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今人只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都晦了。今人做义，且做得齐威晋文优劣论。[19]2173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将许多权谋变诈为说，气象局促，不识圣人之意，不论王道之得失，而言伯业之盛衰，失其旨远矣！[19]2173-2174
    朱子心目中的《春秋》，同样是一部包含着历史“大伦理”，[19]196承载着二帝三王相传之“道”的伟著；至于盛衰权变，则不是关注重点。
    “尊王攘夷”之“大义”，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三科九旨”之“微言”，同样是历史文化观念之特别体现。《春秋》“三统”之论，为多元政治文化观的系统表述；“三世”之说，是“历史必然性”的特殊揭示；“内外”之辨，不仅是民族意识、民族观念的特别反映，更是《春秋》文化理想的特殊表达。具体之涵义，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民族的区分以文化为依据，不以种族、国家为标准。《春秋》隐公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句下，何注云：
    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执者，治文也。君子不使无礼义制治有礼义，故绝不言执，正之言伐也。[8]57
    其二，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民族身份也是可以转化的。所谓“中国夷狄则夷狄之，夷狄中国则中国之”是也。鲁昭二十三年秋《春秋》书曰：
    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