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曰：
    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8]517-518
    其三，民族进化的最终结果，是华夷一体，四海一家，内外无别，天下太平。《春秋》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句下，《公羊传》云：
    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8]618-628
    《春秋》止于“获麟”，正是孔子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愿望与理想的最终表达。要之，《春秋》“大义”与“微言”，昭示的是民族文化精神，而不是政治计较。
    除去古今两大学派的门户之见，古来关于《春秋》性质的判断，以孟子的三位一体说最为平允客观。《孟子·离娄下》云：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2]226
    “其文则史”，言《春秋》文本形式；“其事则齐桓、晋文”，言《春秋》文本内容；孔子所取之“义”，则指《春秋》之文本精神。孟子的三位一体说，既是《春秋》体例与内容之说明，亦是其大义之揭示，涵盖了以上所论之形式、内容与精神三个层面，乃是《春秋》文本性质之独特判断。
    朱子的《春秋》观，本于孟子，又有折衷、调停今古两派之倾向，同样具有代表性。《朱子语类》云：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19]2152
    朱子之论，对于后世影响极大。元代学人黄泽云：
    《春秋》固是经，然本是记事，且先从史看。所以如此说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书法。事情既得，书法既明，然后可以辨其何以谓之经，何以谓之史。经史之辨既决，则《春秋》始可通。[20]卷下
    黄氏之论，立场极近朱子。近代学者章太炎的“《春秋》义经而体史”[21]71，钱穆先生“《春秋》还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等论[22]317，亦与朱子之说一脉相承。
    古今两大学派的门户之见不足论，即使是孟子的文、史、义三位一体之说，亦未能成为《春秋》文本性质判断之历史定论。宋代以降的“以史为经”“借史明经”或“亦经亦史”说，徘徊于古今两大学派之间，同样未获多数学人的认同。由此《春秋》一书的文本性质问题，仍是有待继续研究的课题。
    自现代史学立场审视，这部以编年体形式出现的经典，并不是专门史意义上的政治史，因其叙述范围早已超越了一般政治史界限；亦非通常意义上的断代史，《春秋》“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8]26，始于“王正月”，终于“获麟”，乃是“历史全程”的特别记录与“历史完整性”的特殊表达；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遍史，不仅因为内容有所选择，也因有特殊之“义”寄托其中，此亦是《春秋》与一般史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胡安国《春秋传》云：《春秋》“乃史外传心之要典”[23]序。“传心之史”，即承载着思想、贯穿着“道统”的历史。自文、事、义三位一体之立场观，从形式、内容与精神大义三方面考论，一部《春秋经》，著作体例为编年史，内容涵盖华夏礼乐文明的各个方面，深层蕴涵的则是民族文化精神。洵为“民族心史”，亦即具有“普遍史”意义且寄托着民族理想的中华文化史。
    三、《春秋经》之历史文化影响
    产生于西方近现代的文化史学，对于历史学科的进步与多元文化观念的形成，对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认识与沟通，已经产生重要且仍在持续的影响。比较而观，《春秋》之于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更为重大与深远。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讲到孔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曾作过这样的定位：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24]264
    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又与《春秋》一经之历史文化影响密切相关。可从学术思想、政教制度、民间社会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分别论说。
    《春秋》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志业取向、撰写书法与著作体例方面。章学诚言：
    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25]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