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曰：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3]3297
    以《春秋》行“天子之事”，是“天以夫子为木铎”的行动体现；“存亡国，继绝世”，则是挽救华夏历史文化于危亡的使命寄托。
    孔子著《春秋》，是时代召唤，以鲁史为载体，同样有其特定背景。《左传·昭公二年》云：
    晋侯史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2]1172-1173
    鲁乃周公封地，孔子父母之邦，也是礼乐文献之国。所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10]118，即是以“鲁史”为《春秋》文献依据的特别解释，是这部编年史巨著撰写因缘之说明。《礼记·礼运》云：
    孔子曰：“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14]678
    此处所体现的，同样是孔夫子之于鲁国的文化选择。
    二、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文本
    产生于近代西方的文化史学，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至今尚未成为一个成熟学科。然而从早期的文化史专著，到近二十年来的“新文化史”著作，共同之点却十分明显。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典型的史书文本形式；其二，日益扩大的研究范围；其三，不仅重视历史解释视角的建立，也把文化定义为解释机制的核心与价值系统的贮藏地，把文化史看作是历史精神与民族心智之反映。质言之，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史，是史学进步的具体体现，是民族国家历史的特殊记录，也是民族精神与价值观念的集中反映。
    由于文化背景、历史进程与学术路向不同，西方学术背景下的文化史尤其是日益大众化的“新文化史”，与“史官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历史著作，情形并不完全相同。然与文化史产生的条件在中国很早即出现相一致，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史著作的基本特征，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一书中，便有突出之表现。
    先看形式与体例。上古三代，史学作为一个学科，虽未单独成立，然与《诗》《书》《礼》《乐》《易》不同，儒家六经之中，《春秋》一经，却是一部标准的历史文本。在农业社会“天人合一”精神的感召之下，基于自然与人文节奏一致之考虑，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多以“四时”节序为纪年线索，《春秋》一书，恰是以“天文”四时架构“人文”荣枯的史书文本典范。作为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之作，《春秋》之“四时”编年体例与西方史著包括文化史著作所选择之章节体，并不完全一致，然而在历史书写与文本记录方面，却无根本差异。
    其次是取材与内容。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目前学界意见分歧很大。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专门史相对的史学分支，专从精神文化层面着眼的文化史，被认为是狭义的文化史。广义的文化史即普遍史意义上的文化史的取材范围，则各有不同。其中有物质、精神两层之论，有物质、精神、制度三层之说，也有四层甚至五层结构之主张。无论是狭义或是广义，走出“狭隘的政治编年史”，则是20世纪文化史学演进的一大趋势。
    严衍评《通鉴》曰：
    朝章国政述之独详，而家乘世谱纪之或略；其于人也，显荣者多而遗逸则略，方正者多而节侠则略，丈夫者多而妇女则略。②
    《通鉴》本于《春秋》，如以文化史的取材范围要求，此类批评，也适于对《春秋》之评判。从现代立场看，《春秋》之取材，与文化史之对象范围，并不一致。《春秋》所记，多为列国之大事，显然属于以政治史为主题的著作。从表面观，“朝章国政”之外，学术思想与民间社会等层面，《春秋》的确着笔不多。然而问题还需具体分析。
    孔子“删《诗》”，以“风”“雅”“颂”归其类。此种分类方式，显示的不仅是诗与歌的体例分别，也是上古文化层级之分。其中“风”是民间社会生活的写照；“雅”是朝堂政治的反映；“颂”则是宗庙精神的体现。“风”“雅”“颂”亦即俗、政、学“三统”合一，乃是民间社会文化、政教典章文化与思想学术文化三位一体的象征。而政教典章即官方所代表的“雅文化”，又占据文化整体之中心。在此背景之下，上古礼乐制度，既是政治理想的法制实现，也是学界与民间的共同规范。“三代之礼”，是“三代之史”的主题③。“礼崩乐坏”，是文化忧虑，而非政治计较。“藉朝聘以正礼乐”[4]1715，正是《春秋》一书的学术旨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