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春秋》之业”，首先体现于对《春秋》精神“大义”的继承与发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13]510
    可见《春秋》之于史书撰写的影响，在司马迁之前即已发生。《史记·太史公自序》又云：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3]3296
    司马迁是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开创者，《史记》所反映的本于《春秋》的“兴灭继绝”“尊王攘夷”之“正统”观念，也是此后历代正统学者著史的精神依据，其影响一直持续到近现代。清末民初史学家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是近代章节体史书的代表之作，是书“受今文经学的启示”极大[26]530。柳饴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绪论”中云：
    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惟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24]7
    表现“民族全体之精神”之取向，同样本于《春秋》。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标准的“政治史”著作，却以“种族与文化”为结构全书“史实”之关键[27]183。陈先生晚年所著之《柳如是别传》，更是一部贯穿着《春秋》精神的民族文化“心史”。以通史形式出现的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同样是一部承载着《春秋》大义的民族兴亡史。此亦可证文化史著之判定，不仅要看撰写体例、取材范围，更要自本质观。
    《春秋》书法对于后世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取材，以政治与军事为主，兼及典章、习俗、礼乐等内容，与《春秋》极为相近。欧阳修之《新五代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则“仰师《春秋》”[28]序。《新唐书》在观念上延续着《新五代史》的思路，薨、诛、杀、死等科条的确立，更是继承与效法《春秋》书法之突出案例。
    关于《春秋》著作体例的模仿，也不乏例证。《资治通鉴》之书写形式，是《春秋》编年体例的直接继承。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近世学术影响巨大，其著作体例，同样本于《春秋》经传。完全模拟《春秋》体例之著，以隋代王通之《玄经》，最为典型。
    作为以治国安天下为价值取向的儒家经典，《春秋》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胡传》云：
    《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绳准，皆在此书。[23]纲领
    后世“百王”之法《春秋》，自汉武帝始。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氏儒学的核心，即是《春秋》公羊学。《春秋》为汉人制法，虽是当时学者的附会，然其思想影响了汉代政治实际，却是实情。以《春秋》断狱，是学术影响政治的典型例证。本于《春秋》的“德主刑辅”精神，也为此后2000余年的历代统治者所效法。“魏晋时期，君主宣谕，臣子进谏”，“多引《春秋》之义”[29]277。唐人以《春秋》“议政”虽不及前代明显，然以《春秋》“议礼”的作法，与汉人的《春秋》学取向完全一致[29]369。
    作为以“朝章国事”为主体内容的史书，《春秋》对于民间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不像学术与政治那样直接。然中原社会生活方式与华夏民族习俗传统的形成，很难与《春秋》礼乐精神教化与礼乐制度规范分开。《春秋左传》云：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26
    可见“经国家，定社稷”，必然要“序民人”。《唐律名例疏议释文》云：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3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