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体系建构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动态整合，最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体系建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延安知识分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最重要的是对史学研究方法论与价值论问题的探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认识。对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延安知识分子积极倡导用马克思主义治史，形成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提出，在历史学方面要用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有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知识和用世界各国革命的眼光去整理中国历史。艾思奇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重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对怎样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作了论述。金灿然认为今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要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道路上”。[6]
    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论问题，延安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中的群众史观给予普遍关注，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正史”。他们把历史上的农民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改变了传统史学“精英史”的价值观。在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乃是千百万的劳动群众。金灿然曾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中，从史学研究价值论的角度批评封建史学存在三大缺点：“第一，他们都为封建统治者辩护。第二，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第三，注重文物制度（上层建筑），忽视食货经济（下层基础）。”[6]延安知识分子对史学研究方法论与价值论等相关问题的探讨，积极促进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
    2.近代史与思想史研究体系的形成
    延安史学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为当时抗战提供历史借鉴。“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或者为着准备投降的宣传以及作为侵略中国的根据。无论抗战营垒中那一学派或日寇御用学者以及汉奸、投降妥协分子，都注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或历史上的可资借鉴的史迹。”[4]他们对中国近代政治史（范文澜）、近代经济史（陈伯达）、近代哲学史（艾思奇）、近代文学史（周扬）等各个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许多创新性学术成果。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重要论断产生了深远学术影响，是延安时期中国近代史领域综合研究的代表。何干之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开端。此外，艾思奇、叶蠖生、和培元及杨松等史学者对近代哲学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研究。知识分子对近代史的学术探索开辟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途径，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探索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之后，还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倾注较多精力，在一些具体领域如中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历程和规律等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把中国思想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们建构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体系以社会史为基础，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把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突破了近代学者从形式主义出发来研究思想史的框架。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紧密结合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结构来分析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首先把中国史全部过程划分为各个社会阶段，各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上以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研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7]（P2）该著作是当时国内首部以唯物史观系统进行中国思想研究的著作，初步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体系。
    3.中国通史体系模式的开拓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过程中，延安史学者写了大量学术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研究体系。他们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打破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在写作方法、编写体例、编写内容及写作形式等方面奠定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成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经典范式。在写作方法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通史体系，即“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框架。在编写体例上，他们打破了传统史学编写体例，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的更替来编写通史。在编写内容上，以人民为本，改变了传统史学“精英人物的历史”框架，强调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合法性”。在写作形式上，受当时“学术中国化”的影响，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历史实践相结合，注重于历史研究的具体性，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