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信仰与政治生涯
    阿普特克并不是一个纯粹坐在书房里的学者，要不他的人生经历及人们对他的评价可能会简单得多。他的大量时间还花在政治活动上，他一生写下的大量文字中，有不少是政论性著作，这类著作也有一些是多次印刷的，如1967年出版的《民主、自由和革命的本质》，到1986年已第5次印刷。（11）
    1939年春天和夏天，富于组织经验的共产党员路易斯·伯纳姆（Louis Burnham）邀请阿普特克到南方去为共产党领导的烟草工人国际联盟征募职业工作人员，并做一些相关的宣传工作。他们带着几百册阿普特克写的《内战中的黑人》和《美国黑奴的起义（1526-1860）》来到南方，去过许多地方，还参观种植烟草的田野并与工人们谈话。在沿路的城市和小城镇里，伯纳姆安排阿普特克向群众演讲，从他口中，黑人学生和工人第一次听到了那么多关于黑人反抗奴隶制的故事。最后，他们把几百本小册子都卖出去了。深秋，回到纽约后，阿普特克来到共产党总部，说服党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者》的主编V.J.杰尔姆（Jerome）发表他的一篇文章，并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杰尔姆当时是美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听到他入党的要求时很惊讶，因为以为他早是党员了，就说你只要交50美分就行。他交了50美分，成了美国共产党党员。（12）
    1942年2月，阿普特克应征入伍，在欧洲战场作过战，官至少校军衔。战争结束后他满怀希望想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谋取教职，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此时已任美国历史家协会年度主席的威廉·L.韦斯特曼却这样告诉他：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的主要大学，决不会雇佣一个共产党员。他在沮丧之余却于该年4月获得了古根海姆研究基金（Guggenheim Feilowship）的资助，这使他有可能多次到南方各地档案馆搜集材料，并利用自己多年来收集的文献，编纂了《美国黑人文献史》第一卷。（13）
    阿普特克从未在党内担任过什么职务，但他对美国共产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二战后美国国内出现的反苏、反共浪潮中，“阿普特克显得好像是党的公开代言人”。在第一次《史密斯法》审判期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福斯特决定让阿普特克担任党的发言人，就马克思主义诸问题，特别是就暴力的主张向公众进行说明，这种说明对那些受到起诉的共产党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过程中，他成了福斯特的好朋友。后来他说道：“我总是赞成福斯特。”显然，福斯特也对他刮目相看，所以在杰尔姆被判入狱后，阿普特克就担任了党的理论杂志《政治事务》（Political Affairs）的主编（1953-1963年）。该杂志虽然读者不多，但他力图通过杂志“建立起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将为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而创造各种历史条件，他感到这是在他的有生之年肯定要明显起来的事情”。（14）
    在经受麦卡锡主义的折磨后，1956年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给美国共产党带来了更大的打击。阿普特克是在该年4月一次党的会议上听到这个报告的，但此前他就听到过关于苏联的“暴政”问题，讲这种话的一些人是他认为客观公正的人，由此他感到有些惶惑，在一些讲座中他甚至无法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问题。他的态度是希望用事实来说话。早在1954年，他就向党的领导写信，敦促他们展开系统的、有组织的研究，把关于苏联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1956年6月，他再次写信提出这一要求。这年年底他发表在《政治事务》上的文章强调美国共产党的实践和政策都必须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解散我们已有的组织，而是改善和加强这些组织”。这时，许多党员迅速离开了党。1956年美共有20000名党员，到1958年夏天只剩下了3000人。他的许多旧日朋友都对福斯特持批判态度，但他没有跟风。在1956年的一次扩大的党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阿普特克呼吁不要弄脏自己的巢。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主张当前党内讨论必须坚持互相尊重，并强调说：“必须牢牢记住，当前这种充满感情的争论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平等、自由、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一过程中，还发生了苏联出兵匈牙利的事件。一些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福斯特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态度。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使党无法对此事件作出统一的反应，阿普特克感到党必须采取鲜明的立场--支持或反对。他很快写出了一本书《关于匈牙利的真相》，并作为个人观点于1957年夏天出版。书中他宣布：苏联侵入匈牙利是必要的，因为起义是一场预谋的反革命。这一观点他至死未变。就在他去世前两个月，他仍然说他的这一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15）
    阿普特克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苏联走向公开性的一个标志，并认为对世界来说垄断资本主义比扭曲的、受伤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更危险。这时，阿普特克面临许多困难，学术上不为主流学术界所承认，无法在大学里谋取职位，在党内他与当时的美共主席格斯·霍尔（Gus Hall）的关系也很紧张。整个20世纪60和70年代，霍尔都企图控制阿普特克于1964年在纽约独立创办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该研究所靠接受捐赠来维持，有非党的学者参加。同一时期，阿普特克还反对霍尔的以下政策：传统的和压抑性的性政策，敌视同性恋、女性主义、黑人青年运动等。这种紧张关系无疑也增加了阿普特克工作的困难。到70年代中，冲突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特别是1976年他以共产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参议院竞选时在家门口受到意外的暴力袭击，阿普特克搬到了加利福尼亚，暂时离开冲突地区，以便减少压力。（16）
    阿普特克也是美国最早反对越战的学者之一。1965年圣诞节，他就曾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河内，代表团成员中有当时的学生领袖。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这一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称他为“美国最危险的共产主义者”。（17）
    1991年，阿普特克退出美国共产党（此前他的妻子和惟一的女儿已经退出共产党），但此后他并未从激进的立场后退过，仍然是民主和社会主义通讯委员会（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ism）的积极分子。在1992年通讯委员会全国大会上，他作了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演说：号召左派实现最广泛的联合，反对布什政府的政策。2002年他拒绝了共产党领导人呼吁他重新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认为把左派分裂成各个独立的规模相对小的组织会使工作变得无效。（18）
    他的退党与苏联的崩溃有关，但特别是与当时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相左有关，也与他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有关，他认为当时的美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去世前几年，他对人说他在思考“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这时他承认犯过错误，承认他和其他人犯过“悲剧性的错误”。当同采访者说起这一点来时，他非常动感情。（19）我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不要过分看重他与美共的关系问题，而是应该着重看他一生的工作，包括他退党后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