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人对阿普特克史学著作的评价
    一般说来，评价一个史学家的著作是史学界的事情，但对阿普特克来说，只看到这一点还不足以全面认识他的历史著作的价值，所以这里的小标题用了“美国人的评价”的提法，目的是说明不同阶层和不同政治立场的美国人对他的历史著作有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对他的著作，美国黑人的接受程度与美国史学界主流的评价有很大的反差。
    《美国黑奴的起义（1526-1860）》在1943年出版后，很长时间内未得到美国主流史学界的认可。但在黑人中，在激进派的人士中却很有市场，从其一再出版便可得到说明（此后两年两次重印，1963年黑奴解放100周年时第四次印刷。1993年该书出版50周年时再次重印）。到20世纪50年代，也只有个别主流的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20）
    20世纪60年代以后，阿普特克的学术成就终于渐渐为史学界承认，但主流史学界对他的肯定始终是有条件的。埃里克·方纳认为，阿普特克得到美国史学界承认可以追溯到1965年或1966年在纽约召开的社会主义学者大会。会上，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家之一的C.范恩·伍德沃德（Woodward）与阿普特克出现在一个专门小组上，这是美国史学界开始承认阿普特克在史学领域的成就的一个“声明”。（21）阿普特克正式成为一个大学历史老师是在1969年，录用他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瓦（Bryn Mawr）学院（此前他已经在一所学院中兼职授课）。这座学院大约共有25名黑人学生，其他的全是白人。在这些黑人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校方才决定雇佣他。阿普特克进入耶鲁大学任教充满戏剧性。大约在1974年，他在纽黑文一个社区中心讲课时，一个听课的年青黑人妇女，可能是耶鲁大学的一个学生，问他是否喜欢到耶鲁大学任教，他作了肯定的回答。次年阿普特克接到一封邀请信，要他到耶鲁参加一个由约12名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委员会的考评。阿普特克提出他准备试讲关于杜波依斯的课，该委员会同意了，不过其中有两位教师甚至还未听说过杜波依斯的名字。但当阿普特克在准备教学计划和大纲时，他接到了耶鲁大学一个教授的电话，说邀请他的计划被取消了。只是在经过一场相当艰苦的斗争后，阿普特克才开始进入耶鲁大学任教，而且校方给他的教室是约建于1780年左右的校园尽头的一幢房子的顶楼。班级只限于15名学生，但通常来听他讲授杜波依斯的有50-60人。（22）
    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主流史学界对他的承认仍很有限。当代美国黑人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罗宾·D.G.凯利讲到，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博士学位资格考试时，其中有一道题目是就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写一篇扎实的、批判性的文章。由于他读过不少阿普特克的书，就问系里的一位学监可不可以写阿普特克，该学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按凯利的说法，真正的变化出现在1986年。这一年历史学家加里·奥基希洛（Gary Okihiro）编辑了为阿普特克祝贺的第一本论文集：《非洲、加勒比和非裔美国人反抗史研究》。接着是赫伯特·夏皮罗（Herbert Shapiro）编辑了《非裔美国人史和激进派历史学》，文章作者既有学者，也有激进主义者。这些文章全面评价了阿普特克的贡献，认为他是：特别关注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历史学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老师和演说家；为影响美国的政策作出过种种努力，为反对学术界各种形式的压制和边缘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23）
    到20世纪末，阿普特克在美国已被广泛地承认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24）1986年，美国研究黑人史的著名历史家吉诺维斯说道：“当历史学家们讨论美国奴隶反抗的题材时，有关文献很自然地分成‘此前’和‘此后’两个范畴。所有后来关于该题材的著作，无论他们在各种细节上对阿普特克的书持何种批判态度，都必须以其为基础。”（25）20世纪70、80和90年代进入非裔美国人研究领域的年青人，无不受到过他的著作的影响。
    但右派仍未停止对他的攻击。比如，悉尼·胡克就说阿普特克的共产主义信仰会使他放弃理智的诚实。对此，埃里克·方纳反驳道：“我绝对蔑视胡克的观点”，没有人能证明共产党员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26）
    另一方面，美国史学界年青的新左派史学家，主要是那些受阿普特克的影响而进入黑人史研究领域的史学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尊崇阿普特克，而是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特别是都不太愿意引用他的著作。他们看轻他的著作不是为了政治原因，而是完全出于其他原因。这些新左派认为：与老左派相比，他们是一个新的派别。这使得阿普特克的著作在他们中也出现边缘化的现象。埃里克·方纳讲到这一点时是这样解释的：“那些正在做新劳工史和新社会史的人感到，他们正在写的每一件事都是从头开始的，他们不倾向于承认他们的祖宗。我的叔叔菲利普·方纳是旧劳工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他也深受这种态度的伤害，因为新劳工史否认旧劳工史，即使那些以旧劳工史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新劳工史的史学家也是这样……因为这年青的一代想再不说‘喔，我们正在追随老一代人的脚步’的情况下，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信誉。”（27）
    埃里克·方纳是一位能够比较全面评价阿普特克的学者，罗宾·D.G.凯利也算一个。凯利认为：阿普特克“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更多地倾向于批判坏的学术，然后才是批判坏的政治。对他来说，因作为一个谨慎的、有想象力的学者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比他有多少次因为政治激进主义而在受到邪恶的攻击中逃生要远远重要得多”。但只看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还不能真正认识阿普特克一生的追求。所以凯利接着说道：“不管一个人可能如何看待他的工作，他总是对现状提出挑战。他有意识地做出那些曾损害他在历史专业中的地位的终生决定，正是因为对他来说出名决不是他的目的。推翻种族歧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始终是最重要的事情，如他曾一次又一次说过的，展示一种诚实的历史叙述对理解我们所受到的压迫的根源和本质及如何消灭它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讲，阿普特克是一个“黑人的历史学家”。把阿普特克看成英雄的不是学术界，而是黑人群众。“实际上你在任何黑人社区的书店里，从奥克兰的马库斯书店（Marcus Books）到底特律的黑圣母（Black Madonna）书店的神龛上，都能发现他的著作。‘这位博士’，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他，已经直接影响了无数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这个国家各个激进的学习研究会的成员，不管是校园里还是校园外的，都读过他的书。他鼓舞了许多年青的有色人种学者（包括我自己）去从事历史研究……所以，至少在那些与历史专业的联系至多也是非常有限的黑人群众中，阿普特克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是稳固的。我想，历史学家和激进主义者曼宁·马拉布尔说得很好：‘我认为白人学术界所失去的也就是黑人社区所得到的’。”（28）
    可见，阿普特克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学家的身份与战士的身份是分不开的，这两种身份结合的紧密程度，是他一生中未能在美国的大学里谋得一个终身教职的基本原因，这也正是他异于一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地方。我想，从人生抉择上来讲，在当代做一个待在高校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走到阿普特克这一步，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个人付出的代价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