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1915-1999），湖南华容人。20世纪50年代起历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史学理论等学术领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既精于细密化史事考证，又长于深度理论思考；其理论探索的一个重点就是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体系。
    一、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史学创新的方向
    1.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1983年刘大年撰文论述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一切科学研究，总是在某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社会科学是这样，自然科学也是这样。区别只在于研究者是接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接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因为，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来看，“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①作为历史研究指导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作为一个体系整体--不是指个别的局部的论点，它是科学真理。我们说的坚持真理，就是指坚持这个科学理论体系”。②身为近代史专家，刘大年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979年他在东京大学讲学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使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主张研究中国近代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道理就在这里。③刘大年在东京大学的讲稿后来编为《赤门谈史录--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讲稿的核心思想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
    80年代初开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新的挑战。刘大年援引纽约《中报》1989年7月13日社论：中国“改革开始不久，整个社会科学界，包括大学的文科教学，简直乱成了一锅粥。那时候，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谩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辞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④史学领域也不例外，正如林甘泉致信刘大年所说：“如今在有些人眼里，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应说是指导思想，甚至连与西方各色各样历史理论平起平坐的资格都够不上。”⑤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马克思主义学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原中华书局总编李侃致信刘大年：“对您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深感钦佩。”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林甘泉对刘大年说：“书中许多篇章，我认为对于今天史学界的思想状况和理论状况来说，很有针对性，也可说有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进道路上诚然有许多曲折和失误，但马克思主义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这是真理。”“尊著出版，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这一点来说，就足以使许多同志得到鼓舞。”⑦山东大学项观奇教授也致函刘大年，称赞《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是一面旗帜，一面红旗，它代表着中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它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必有其光荣地位。我以为你在这个时候拿出这部著作是很合时宜的。因为现下这种观点、这种倾向的著作太少了，并且不占上风。唯其如此，我才喜欢和支持你的大作”⑧。
    2.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原理、结论
    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刘大年又认为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原理、结论。他指出：“我们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历史，毫无疑问，必须站在历史永不停息地变革的观点上看待马克思主义，把那种形式的空洞乐观的保守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抛弃掉。保守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创造精神不相容，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马克思主义要保持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已有的原理、结论。”旧的原理、结论应当是新的原理、结论的起点，而不是事物认识的终结。”“一旦结论为终结的了，它的生命也就枯竭了。当代历史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我们去研究，寻求解答。”⑨刘大年在东京大学谈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时说：“世界在发展前进，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前进。它必须研究新的情况，回答新的题。”⑩刘大年认为唯物论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永无止境，他说：“作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唯物论并没有把历史长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说完，也没有人试图去说完，而且永远不会说完。一部世界历史，无处不是检验、充实、阐发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场所”。（11）
    总之，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创新性研究，是刘大年治学的根本宗旨；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马恩责我开生面”。（12）
    二、在继承古今中外优秀成果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
    刘大年指出：“照唯物论思考，对待前人和别人的一切科学性成果，是要充分汲收，从而增进自己的认识。”（13）“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著作，都必须正确对待，我们才能前进。”（14）也就是说，要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刘大年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是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工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应用于研究中国历史，根据在哪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一旦与中国内在根据相结合以后，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学里面，它再也不是‘外来异物’，而是与中国文化熔铸为一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做的工作，就是穿起中国民族服装，把一个本来陌生的科学思想认识体系民族化，来发展、创造我们民族新文化的工作。”（15）
    刘大年1980年在庆祝中国史学会重建时发言，指出：中国历史科学要承先启后，大踏步前进，必须全面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最深入、最广泛的研究。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无人表示异议。就在当代，如陈寅恪、陈垣用传统的方法研究历史，各有成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也是这样。“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家能够作出创造，不是由于他们离开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道，恰巧相反，是由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通晓中国传统，对我们民族的遗产有批判，有继承。例如郭老、范老熟谙、运用遗产的范围更广，他们的开辟作用也就更为显著。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传统，不是平行或对立的两件事。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承先启后，其中就包涵了汲收遗产的精华。”（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