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文化，要和对待任何事物一样，实事求是。刘大年指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距今一个多世纪以前。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矗立在地球上，资本主义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上的一些论点过时了，那丝毫也不足为怪。“西方世界的社会历史学说不断翻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只有凭借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随时汲取世界一切先进的成果，来使自己不断获得前进。汲取‘一切先进’的成果，是说我们的认识道途是永远敞开的，永远不会有‘封顶’的日子。”（17）1986年10月刘大年在致复旦大学教授田汝康的信中说：“西方讲历史哲学的书，不乏精粹之作，如不久前出版的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等便是。我希望多读一些，多了解一些。”（18）刘大年关注西方史学的创新成果。1993年7月致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书生指出：《剑桥晚清史》可以说是西方讲这个题目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它上面的某些论点自然不是我们所能够同意的。余绳武的《对〈剑桥晚清史〉部分章节的评论》（《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作过深入分析。“但此书反映了欧美日本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成果和动向，有一些新的材料，叙述也比较完整。要了解西方学术界至今如何看待近代中外关系和近代中国历史，展开交流，这是一部必定要注意的书。”（19）
    刘大年指出，要学习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创造精神，联系新的实际，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时代特色。1982年刘大年参加纪念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报告会。他在发言中说，我们怀念郭沫若同志，最重要的是学习他的精神。“第一，我们要学习郭沫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满创造精神地研究中国历史。”“第二，我们要学习郭沫若研究历史十分重视联系革命实际，合理地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如果郭沫若和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联系的实际，主要是争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联系的实际，就主要是加强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应当立足于这个实际，满足它的需要，从而开创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新局面，表现出新的时代特色。”（20）
    刘大年十分赞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的创新与“决疑”精神。他说：侯外庐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创新与“决疑”。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从何处划分界线，有不同说法，侯外庐的《封建社会史论》“不同意西周封建说或春秋战国之交说，也不赞成魏晋封建论，而自创新解”；提出中国封建制的出现和形成，应在战国中期至秦汉之际。刘大年说：“求新与决疑，对每个学问家的要求都是一样的，而每个人提供的东西又是不一样的。科学研究惟一任务，在于给人们认识世界增添新的知识，疑难解决了，新知识也就增加了。”（21）
    刘大年总结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创新成果，得出结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中国马克思主历史学开创者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根据新的认识，不断丰富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前进是后来者的任务。”（22）
    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互借鉴和学习也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必要条件。1994年10月林甘泉致信刘大年：“大年同志：白寿彝先生八十五华诞，北师大史学所出了一本纪念文集，约我写文章，并说白先生希望我对史学界的状况发表点意见。我遵嘱写了一篇《走向21世纪的中国史学》，因涉及对史学发展的一些看法，现将拙作复印寄呈左右，敬请指正。”“现在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界很不吃香，衷心希望您能多发表点意见，给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和我们这一辈人多作些指导。”（23）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相互推重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应有之义。白寿彝1995年7月致函刘大年说“在跨世纪之交的过程中，您将仍然是中国史学界的骄傲”（24），高度评价了刘大年的学术成就。刘大年也推崇白寿彝的学术造诣，1999年4月刘大年在临终前数月还抱病参加了白寿彝从事学术活动70周年以及由他主持编写的综合性创新研究成果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纪念大会。
    对于其他历史学派的成果也要注意汲取。刘大年说：“顾颉刚先生代表的‘古史辨’学派，虽实际考辨的是‘古书’，而非‘古史’，但它是中国马克主义历史学形成以前一个并不反对唯物论的对中国历史学最有贡献学派，乃属毫无疑义。它的成绩我们应当加以发扬。社会主义是尊重文化也重视传统的。”（25）
    刘大年在著述中注意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材料，如其史学理论文章：《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等，既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长处，又同时借鉴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精华，在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其史学理论的创新成果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苏联解体后，财政极其困难，1992年，俄罗斯东方文献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刘大年的《历史科学问题》一书，向俄国学术界系统地展示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足见刘大年史学理论研究论著的价值。
    三、发掘利用新史料，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新领域
    重视资料工作特别是重视新史料发掘利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史学工作的基本要求。
    关于理论和资料的关系，刘大年说：常常又有一种说法，似乎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就意味着不重视资料工作，发议论，讲空话。我看这至少是极大的误解。“资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先决条件，对此不容有怀疑余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匠难以建造无材的屋宇。”“研究历史，而忽视扎实的资料工作，就像某个匠人、建筑师说他可以赤手空拳，平地起高楼那样，不会有人信以为真。古往今来大科学家、大研究家的成就，总是告诉我们资料工作在研究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我们要利用所有文字和实物的有用资料，“更要自己动手去发掘新的资料。这样才有可能正确说明历史的本质的东西。”“我们还需要不断提高水平，使丰富的资料和科学的观点有机统一在一起。资料应当反映事物的本质，以及资料与观点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时代不断前进，新的史料不断出现，我们的研究，思想认识，也要跟着扩大、深入、前进。”（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