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复古神道的起始：文化民族主义的生成
    文化民族主义是世界各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即在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排斥别国文化甚至与别国为敌，就会异化为一个国家的精神毒瘤。复古神道即是此类典型的历史标本。
    复古神道也称“纯神道、古道神道、国学神道、神道复古派”⑥等，是江户时代一些著名国学家为对抗中华文化及所有外来文化而创造的一种宣扬日本神皇一体、优于世界万国的神道理论。因而，作为复古神道理论的第一步，就是要颠覆自古以来长期吸纳外来文化而形成的传统融合神道理论及思考路径。宣扬复古神道的国学家们为剔除长期沉淀于神道理论深层的所有外来文化，对《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神代卷》(先后成书于公元712年和720年，合称“记纪神话”)等遵照皇室意志编写的日本古代神话传说做出了随心所欲的演绎。在这个演绎过程中，为确立复古神道核心内容的神国日本的绝对性，一些国学家对影响神道颇深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点诋毁和排斥。为此，国学家们索性把神话当作史实，臆造出以神皇一脉相承的神国、皇国史观为依托的日本国至高无上的复古神道理论。这个理论不仅要矮化以中国思想为主的外来文化，而且还要论证由举世无双的神国日本来统治全世界的“原理”。
    复古神道由江户时代兴起的国学派生而来。国学本来是一场文学复古主义运动，国学先驱契冲(1640～1701)认为，神儒佛三教可以融合于和歌之中，“记纪神话”也都是文学作品。但其后继者荷田春满(1668～173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平田笃胤(1776～1843)等国学家们，则逐步把国学引向发掘日本民族精神的哲学意义上的论说，“记纪神话”也被他们奉为日本精神之源的“学术经典”。他们认为建立日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就必须树立日本精神，以消除“外来文化的污染”。由此，曾作为日本文明启蒙助力的中国思想文化首当其冲，成为国学家们主攻的“不能忘记的他者”，这些国学家也异化为复古神道学家。
    荷田春满将《日本书纪·神代卷》作为复古神道的原典置于至尊地位。在他看来，“神代卷”记录着原汁原味的日本风情与大和精神，所谓“本朝之道，简化于神代上下卷者也”⑦。因而，荷田面对江户时代儒佛思想在日本知识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状况忧心忡忡：“今也洙泗之学(孔学)随处而起，瞿云之教(佛教)逐日而盛……神皇之教陵夷，一年甚于一年。国家之学废坠，存十一于千百……复古之学谁云问?”他认为，正是上述现状导致神道被儒佛所污染而面目全非：“今之谈神道者是皆阴阳五行家之说，世之讲咏歌者大率圆钝四教仪之解，非唐宋诸儒之糟粕则胎金两部之余沥，非凿空钻穴之妄说则无证不稽之私言。曰秘、曰诀，古贤之真传何有，或蕴、或奥，今人之伪造是多。”在荷田看来，当时的融合神道理论已经完全被儒佛吞噬，背离了日本“古贤之真传”，而且多为伪说，因而，造成了日本原始“土著神道”的衰败。为此，荷田立志排儒佛之教以复归日本古道：“臣自少无寝无食以排击异端为念，以学以思不兴复古道无止。”⑧荷田还预设了复古神道“学说”的结论，即“日本乃神裔所存之国，胜于万国，教亦胜于万国也”⑨。可见，他最早发现了通过诋毁中国文化而抬升日本精神的“彼消此长之法”，因而成为兴古道而排儒佛的鼻祖，也为其后继者定下了思想基调。
    荷田春满的弟子贺茂真渊，遵循乃师预设的思想路径而“言复古之学”，并将“神皇之道”作为其学问的重点。贺茂为论证“神皇之道”的至高无上而著书立说，其著述涉及建国神话、古文献、语言、和歌、文章等诸多领域。他把“日本古语”问题作为其论证古道的切入点，将纯洁“日本古语”作为排除“汉意”的首要条件。他认为，汉字的传入阻碍了日本文化精神发达的进程，是导致日本人忘却自身原乡文化的根源所在：“古时虽用唐字，但只用其表音”，其后又“使用表意汉字”使日文“犹如汉字之奴”，继而使日本受汉字影响而成“其国之奴”。⑩在贺茂看来，用汉字书写的日本记事也势必会因浸染“汉意”而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奴婢。
    基于上述认识，贺茂甚至认为以汉字成书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全书充斥着“汉意”，因而要予以否定，并认为只有《古事记》、《万叶集》等少数文献才是“纯粹皇朝之文”(11)，也即原汁原味的日本古书古义。此论与主张以《日本书纪》为国学原典的荷田春满相比，变得更加“纯净”。贺茂真渊发现《万叶集》才是日本古语的源头，所谓：“以古歌……可推知古代之世事……可推想神代之神事。”(12)他解释说，通过《万叶集》之和歌可知“大和国营造宫殿之际，皇威显于外，宽和成于内……民也一心尊皇”，而后“唐风盛行，民不尊上，而显奸猾之心”(13)。尤其是“中古以后……贵文而贱武，于是吾皇神之道衰微，人心不直矣”(14)。为此，贺茂要恢复“唐风盛行”以前日本传统的统治秩序，即“遵循在天神祖之道，天皇以庄严雄壮为表，臣下专于武勇正直”(15)。此即贺茂真渊设计的神皇一统治理日本的“古道”，也即日本精神的根基。
    依据日本“古道”，贺茂剑指儒家思想：“儒教有所谓道……说在唐国以此理治世，皆属虚言。”观贺茂真渊之论可见，其对于中国文明的态度是不加区分的全面否定。其逻辑是：因为日本“神皇之道”是儒佛之说传来之前就已经自然生成的理想世界，而“人为虚伪之儒佛”的传入，淹没了“日本古道”。为此，贺茂极力宣扬“神皇之道”的神圣性，并以此作为清除儒佛等“汉意”的有效工具，只有清除“汉意”，才能复归“日本古道”。不难看出，贺茂在反复自他(日本和中国)评判的文脉中，试图将原本已然融于神道之中的“汉意”人为清除，并做出了“贵日本古道而贱外来儒佛”的硬性文化选择。这种文化对立的评判，已经隐含着厚此薄彼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意愿。
    可以说，荷田春满和贺茂真渊是复古神道的奠基者，他们完成了复古神道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立意和“文化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