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家神道：暴力民族主义的实施
    国家神道直接承袭了复古神道和“佐藤文本”的衣钵，但又具有新特征。一般认为，国家神道是“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为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宗教，事实上的日本国教”。战后占领军制定的“神道指令”中指出了国家神道的强制性：“本指令中意味之国家神道用语，乃是指依据日本政府的法令，区别于宗派神道或教派神道的神道之一派……非宗教的国家祭祀的神道之一派。”(40)有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国家神道体制“是一种兼具政治与宗教双重性的国教制度，亦是君权与神权、政权与教权合二而一的政治制度”(41)。我们可以从以上各家的解释中窥见日本国家神道的实质，即国家神道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莫如说是一种由国家法令强制推行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
    国家神道与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宣传和行动形影相随，对日本臣民实行精神愚民统治，从而把为天皇制国家献身变为日本臣民的自觉，并最终将数以百万计的臣民推入无休止的战争深渊。可以说，近代以来表现为歇斯底里地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暴力民族主义是依赖国家神道这一精神兴奋剂来实现的，因而有必要厘清国家神道的历史及其蛊惑民众的精神统制机理。
    1853年美国舰队前来“叩关”，日本社会陷入剧烈的政治动荡，被武家政权压抑而赋闲约六个半世纪的天皇再次被推上政治舞台。经“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而建立的明治政府，于明治元年迅速发布了一系列树立天皇权威的政令。
    明治元年(1868年)3月13日宣告重建古代天皇制的祭政一致统治体制，恢复与太政官相并列的神祇官制度：“此番据神武(‘记纪神话’所记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创业之基王政复古，诸事一新，恢复祭政一致之制度。首要乃于再兴、组建神祇官，以逐次复兴诸祭典。此旨布告五畿七道，复归往古……普天下之诸神社神主、祢宜、祝、神部等，此后皆附属于神祇官。”(42)毋庸赘言，此布告的主旨在于复古，它是在宣示“王政”要掌控全国所有神社乃至民间神道信仰。3月14日，睦仁天皇率群臣祭告天地，宣示以“大振皇基”为最终目标的《五条誓文》。3月15日，太政官发布《五榜告示》，其中规定“严禁天主教”。3月17日，神祇事务局公布“神佛分离令”：“此番全国之大小神社需废止神佛混淆之现状，别当、社僧之辈，须还俗而为神主、社人，以侍奉神道。”(43)由此，由国家政令强制实现了几代复古神道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纯洁神道”的夙愿。
    同年10月，睦仁天皇参拜冰川神社，诏书曰：“崇神祇，重祭祀，乃皇国之大典，政教之基本。然自中世以降，政道渐衰，祀典不举，遂致纲纪之不振，朕深慨之。今方更始之秋……亲临视政，将先兴祀典，张纲纪，以复祭政一致之道。”(44)这道诏书乃告慰中世以来饱受压抑的历代天皇，可谓明确复辟天皇制统治的宣言书。
    明治政府为切实树立天皇的权威，还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以国家权力推行的“大教宣布”运动，旨在恢复幕府统治以来被淡忘的天皇正统地位，其宣传主题不过是确立天皇万世一系的神格，灌输神皇一体的皇国思想。1870年1月发布的“大教宣布”诏书中宣称：“朕恭维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续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然中世以降，时有污隆，道有显晦。兹者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为神之大道也。”(45)同年3月专门设立了管辖全部神社和佛教各宗派以及民间宗教的教部省，并于翌年制定了《三条教则》：“应体现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46)1872年，太政官公告将神话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1月29日(1873年改为2月11日)定为“纪元节”，由此进一步强化了天皇绝对权威在日本臣民心中的位置。
    通过上述法令和“大教”教化运动等步骤，将被重塑的天皇权威逐步植入了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生活，可以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制度上，国家神道已经初步形成。其后，“大教”虽然在自由民权运动的社会政治氛围中有所淡化，但是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最终确认了作为国家神道核心的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第一章第一条和第二条明确载明：“大日本帝国乃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部近代公布的宪法虽然不得不提到“信教自由”，但第二章第28条又规定：“限于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以及不违背作为臣民义务之情况下，有信教之自由。”第31条规定：“本章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的场合，不得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47)上述条文实际上是赋予了天皇可以随时取消信教自由的权力，为国家神道的一统天下提供了宪法级别的保障。此后所有宗教相继受到限制，包括民间神道信仰最终都成为国家神道的“翼赞宗教”。
    确立天皇的绝对权威之后，1890年又颁布《教育敕语》强制推行忠君爱国(忠于天皇、热爱皇国)的思想理念，并以此作为规范全体日本国民行为的准则：“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斯道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48)
    《教育敕语》是公认的日本近代“教育宪法”，其中所称“国体之精华”就是以皇祖皇宗为肇始的神国、皇国观念，因为天皇是神的后代，所以全体臣民不但要克己尊皇，还应“义勇奉公”(御用学者井上哲次郎明确将此解释为“为国捐躯”)。这种愚民教育是从小学开始的，在校师生每天课前都要一起诵读《教育敕语》，并齐唱颂扬天皇千秋万代的《君之代》，教室里还必须悬挂天皇和皇后像。近代以来，天皇制国家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把日本臣民投入战场，就在于日本的学校教育把学生培养成毫无独立人格、唯皇命是从、甘愿“义勇奉公”的“机器人”。如果说国家神道有教典的话，那么，要求臣民灭己奉公的《教育敕语》就是最可怕的教典。
    其实，国家神道并没有超越江户时代复古神道的新鲜理论，因而也只有不断重复子虚乌有的“国体精华”，以将其注入日本臣民的血液之中，变成人们的“自觉”。除此之外，就是建立举行国家神道活动的象征性的实体设施。早在1869年，东京就建立了招魂社，“祭奠自幕府末期以来死于内战的‘官军’，也就是明治新政府军3588名阵亡者”(49)。招魂社于1879年更名为靖国神社，之后凡是为天皇国家“义勇奉公”而死的“英灵”都被祭奉在这里，靖国神社遂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祭坛。1906年又规定军人出征和凯旋时必须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成为激发“大和魂”的魔域和蛊惑对外侵略战争的暴力民族主义的心脏。
    1931年日本武力吞噬中国东北之后，国家神道更是恶性膨胀，肆意鼓吹神国必须武力统治世界的“大和梦”，并不断将其变为战争暴力行动。有如日本学者所言：“旨在征服世界的圣战正当化占据了国家神道教义的中心……随着大日本帝国开始侵略亚洲大陆，就发展成了所谓日本拥有征服、统治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神圣使命这种可怕的教义。”(50)1940年是所谓神武天皇即位2600周年，日本政府借机将天皇崇拜推至顶峰，以支持“圣战”。神祇院曾诠释了发动征服世界之“圣战”的原始根据：“大日本帝国乃我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历代天皇均常与皇祖为一体，身为现世神而治理圣世……施于中外而不悖者，惟神之大道也。”(51)而作为“施于中外而不悖”的历史依据，竟然是莫须有的神武天皇诏书中所说的“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于是，“八纮一宇”成为神国日本的“神圣抱负”，即不仅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更要由天皇代表神国日本来统治全世界。在军国主义国家政权的恶性炒作之下，日本臣民也将此变为一种自觉，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生活困苦和妻离子散的精神剧痛，前线士兵在这些痛苦之上，还要展现他们对敌的“勇敢”和惨绝人寰的杀戮。他们认为这是在建立皇国伟业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这种末日景象足以证明日本臣民在精神和肉体上，完全成为国家神道驱使下的精神奴隶和战争暴力的机器。
    至此，在国家神道的引导下，大日本帝国几乎完整地实现了复古神道和“佐藤文本”的目标设计，然而故事的结局却是“神国日本”一败涂地。这大概是复古神道学家们不曾想到的结局。
    国家神道无疑是一次逆历史文化发展方向的反动，就连一贯倡导思想自由的美国人也明确地提出：“把国家神道看作是必须根绝的敌人。”(52)战后，盟军总部(GHQ)发出“神道指令”，废除国家神道，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颁发诏书称：“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依互相之信赖及敬爱联结，并非单凭神话和传说而产生。亦非基于以天皇为现世神，且将日本民族视为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民族，进而具有可以统治世界命运之架空观念。”(53)此即宣布日本天皇走下神坛的“人间宣言”，凭空杜撰的国家神道思想不攻自破。1946年2月2日，神祗院被正式撤销。1947年5月3日实施的《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统治日本80年的国家神道体制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