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复古神道与国家神道之间：暴力民族主义的文本
    在从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古神道转向暴力民族主义的国家神道的过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桥段，即“暴力民族主义的文本”阶段。这个“文本”的目标已不仅仅是志在“超越外来文化”的民族文化认同，而是附加了颇为具体的对外武力征服的方案。之所以把这个“文本”看作一个历史桥段，是因为它与复古神道思想相比增加了对外实施暴力的欲求，而与国家神道相比还停留在民间学者的文论阶段。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近代以后，国家神道统驭下的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不折不扣地贯彻实施了这个文本。
    这个暴力民族主义文本的作者，就是江户时代后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尽管前述国学家们对日中两国文化进行了非理性的褒贬，但毕竟还停留在日本优于万国的精神层面的民族自恋，而佐藤信渊不但堂而皇之地用西洋近代科学思想诠释其荒谬的神国史观，而且还赋予神道对外武力征服的功能，越过了学者本应严守的底线。然而，在关于扭曲神道的研究中，“佐藤文本”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迄今为止一直是个盲点。为此，有必要考察佐藤信渊由文化民族主义导出暴力民族主义的“佐藤文本”体系。
    佐藤信渊曾随平田笃胤学习国学和神道，并兼通以近代西洋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兰学，而最终把复古神道作为其学问根基。可见，佐藤的学问体系集科学和迷信于一身，这也使其思想显得颇为诡异。佐藤用他所掌握的科学天文学理论，在《天柱记》中论证了他的神国史观和日本中心主义：“近来读皇国神代诸纪，始知旋转天地发育万物而为造化之首者，皆系于我皇祖产灵神搅回之神机矣……于是乎，就天地之运动而推自然之定理，发现皇祖天神溶造天地之规则，有一大纲四定例，为盘古不易之天纪也。一大纲者，乃太初产灵大神搅回之一元气，赖此运动之妙机，重浊早脱行走至远之城，轻清迟分止于至近之郭。四定例者：一曰运动，二曰旋回，三曰迟速，四曰形体。此一大纲四定例者，乃产灵大神天地溶造之规则、天文历数之基础、万物化育之本原也。”(32)
    上述宏论不乏近代早期天体物理学之理论，但是其所述之“天纪”的主要依据却只不过是“太初产灵大神搅回一元气”(33)。此说不过是以日本天神的宇宙神创论替代了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在西洋，近代科学天文学是击败了基督教的神创论才得以健康发展的，而佐藤却又将西洋近代科学天文学抛回到遥远的“神代”。他对于复古神道理论的“创新”，不过是为强迫人们信奉神国观念的真实性而绑架西洋近代科学而已。“大地之成就最初，天孙之天降以来，皇祚连绵无穷，与天地共悠久，实万国之基本……外国皆为皇国形成之后，渐渐潮泡凝结而成土地，因之其国开辟晚，自不待论。”(34)至此，佐藤的日本优越论跃然纸上，与其前辈国学家们的“宏论”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他的前辈们把日本传统神话直白地说成事实，佐藤则是用西洋近代科学理论将神话论证为事实。
    接下来，佐藤便开始仿照平田笃胤，为贬低中国的历史地位而改编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支那国之说曰，太古之初，有称盘古氏之神造此天地，日月即盘古之双眼。此应为对我伊奘诺(即伊耶那岐)大神禊袚之时双目生日神(天照大神)、月神之古说之讹传。有称女娲氏之女神为世界之王，有称共工氏之神与其相争，战不能胜而自以头触撞不周山而死……此乃天照大神与须佐男神事之讹传。”(35)佐藤还不容置疑地提出，世界上所有具有悠久文明史国家的创世神话都不足取，总之：“天地开辟之说，任何国皆荒唐，唯皇国之古传有实证为据。故而，予祖述于此，以为穷理学之根基……其他人世之经济、日用之要务，皆会朗然自明其理。”(36)可见，佐藤之论颇有日本是世界和人类本体的意味，只要理解这个本体论，则所有日常经世致用之学就会“豁然开朗”了。
    佐藤信渊之论，对其前辈之说肆意生发，以至于把日本祖神创生论看作“穷理学之根基”，使其上升到自然科学和哲学本体的高度。看来，佐藤似乎意识到其前辈们“论证”的神国史观缺乏说服力，所以征用自然科学的话语来强化日本神国史观和神国日本天下独尊之谎言的“真实性”。按照佐藤的逻辑，既然神国日本处于至高无上的绝对优越地位，那么由日本统治全世界也是“自明之理”了。随着这条“思考路径”的进一步延伸，终于生成了由神国、皇国之日本武力侵夺满蒙、征服中国、统治世界的“宏大战略”。
    佐藤所著《混同秘策》开篇即云：“皇大御国(日本国)乃最初形成大地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全世界悉应为郡县，万国之君长皆应为臣仆。”该“宏大战略”首先剑指中国东北：“经略他邦之法，应始于弱而易取之地。而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易攻之地，无如支那之满洲者……皇国征服满洲，虽不知何时可得，但终为皇国所有，定而无疑。夫不啻得满洲，支那全国亦由此而衰败……继而朝鲜、支那可图。”他还具体制定出以中国东北为基地吞食全中国的策略：“以皇国人之食余抚育彼鞑夷，驾驭调练其精锐，渐使其成为令支那、印度等国臣服(于日本)之基础……破灭支那者，常出自鞑靼部。察于此，由鞑靼制支那甚为便捷，自不必论。”佐藤甚至还提出了利用汉人反清复明意识统治中国的险恶谋略：“立明室之子孙朱氏封上公……专心抚育支那人……支那全国可完全平定。”(37)
    在佐藤信渊看来，征服中国和世界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皇国征伐支那，只要调度得法，不过五、七年，必可使其土崩瓦解……故而皇国开拓疆土，必自吞并支那始……支那既人版图，诸如西域、暹罗、印度及侏离鴃舌衣冠诡异之徒，岂能不慕德畏威稽首匍匐以为臣仆乎?故而，由皇国混同世界万国并非难事。”他的“抱负”可谓表露无遗，虽然深恨生不逢时，但他坚信其身后必有“混同世界”野心的后来者，并对“后来者”寄予厚望：“窃有囊括六合之意，怎奈家贫年老。于是笔录此书，题名混同秘策，聊记垂暮之郁愤，固封以留与子孙。嗟乎，后来之英主，有志于鞭挞宇内者，先熟读此编，思过半者矣。”(38)
    后来的“子孙英主”们没有辜负佐藤信渊的期盼，有百年后的“田中奏折”为证：“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39)“田中奏折”的对外侵略扩张步骤与“佐藤文本”如此雷同，似乎在向人们证明扭曲神道的历史延续性。
    “佐藤文本”为近代日本提供了以神国—皇国史观为“理论依据”和精神依托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完整战略方案，国家神道的出现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待天皇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