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的近代政治往来始于1871年。众所周知，在几乎整个江户时期，日本实行了锁国政策。除了与朝鲜仍然保持定期往来活动，锁国政策下的日本与外部的接触几乎依赖于其唯一对外贸易港口——长崎。为收集海外情报，服务于长崎奉行所的通事，必须通过与来航的中国商人或荷兰商人有意识的交往，把他们从商人处得到的信息，以报告的形式定期向幕府提交。日本人对汉文并不陌生，然而就中国语会话，似乎是唐通事们的专利，对一般的日本人而言，并没有实用价值。这个状况直到日本被美国打开国门后才发生变化。
    据记载，在日本幕府统治末期的1862年5月27日，首个幕府访华使节团乘坐千岁丸离开长崎，6月3日抵达上海。6月5日，幕府使节团拜访了上海道台吴煦。6月20日，作为回访，上海道台吴煦在荷兰驻上海领事馆与使节团成员进行了会谈。①这是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事件。自此，日本重启与中国大陆间的人员交往活动。而人与人之间欲要展开交往，共通语言是必不可缺的中介工具。为此，中国语会话的学习在日本悄然兴起。
    本论文中列举的调查对象——《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是日本明治时期刊行的一本中国语会话教科书。该教科书系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编写，由庆应义塾于明治13年(1880)4月活字印刷出版。在其序言中，明确指出编写出版该书的目的在于为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的学生提供一本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②。《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大约是日本明治时期印刷出版的第二本北京官话教科书。而第一本北京官话教科书则为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广部精所编写，题为《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卷一）》（“散语四十章”部分），出版于明治12年(1879)6月。有意思的是，因当时日本缺乏中国语会话教科书，无论是《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卷一）》，还是《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均是对英国人威妥玛编写、发行的《语言自迩集》进行改编的产物③。因此可以说，这两本教科书的内容几乎是重叠的。不同的是，《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其后又陆续刊行了六卷，共七卷；《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却仅此一部而已。广部精于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成立不久后接手该校的中国语教学工作，而在其编纂的《增订亚细亚言语集》（明治35年11月刊）序言中述及《亚细亚言语集》曾作为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的教材被使用④。在中国语会话教学中，姑且不论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究竟使用了哪本教科书，该校即便使用了广部精所说的《亚细亚言语集》，因《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卷一）》与《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在内容上的大致雷同，笔者通过对《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研究，依然能够观察到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的中国语会话教学状况及其对日本明治早期中国语会话教育所带来的影响。
    由前述我们可以得知，日本在1862年即重启与中国的人员交往活动，为什么迟至1879年才有首部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的诞生？由此又产生出一个问题：在这部北京官话教科书诞生前，日本保持着怎样的中国官话学习传统？紧接着，《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卷一）》与《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编纂者为什么均与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有密切关系，并且兴亚会支那语学校为什么将北京官话指定为中国语会话学习的对象？《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又是一部怎样的中国语会话教科书以及对日本明治早期中国语会话教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关于上述问题，在国内的各类研究著述中，尚未发现有所触及者，而日本方面的相关研究却过于笼统，缺乏连贯性。本论文旨在解决上述问题，以填补研究空白。
    兴亚会与兴亚会支那语学校
    编写《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是由兴亚会创办的。兴亚会成立于明治13年(1880)2月13日，被视为近代日本最早的亚洲主义组织。顾名思义，兴亚会的目的在于振兴亚洲。不过兴亚会更为务实的目的却在于收集亚洲情报及学习亚洲语言。明治16年（1883年）1月，该会为消除会员中中国人的不快，决定将会名改称为亚细亚协会。又17年后的明治33年(1900)3月，在日本兴亚组织大联合的背景下，亚细亚协会最终反被成立于明治31年(1898)11月的东亚同文会正式吸收合并⑤。
    兴亚会成立之初，日本社会正风行“脱亚论”。兴亚会的组织者与上述潮流形成抗衡，将目光转向亚洲，提倡与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朝鲜进行联合，以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蚕食。需要注意的是，兴亚会会员身份相当复杂，既有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者，又有以收集中国各类情报为职责的日本海军中尉曾根俊虎。兴亚会的此种复杂性反映出即便社会处于一种变革状态，新的总不能完全取代旧的，旧的总会以某种状态固守抑或沉积，因为新旧不仅交织于社会现象中，乃更为强烈地交织于每个人心中。
    因为兴亚会的务实性目的是收集亚洲情报及学习亚洲语言，所以兴亚会成立后三天，即2月16日，该会所创办的中国语学校——兴亚会支那语学校也正式开校。其创办人曾根俊虎是位多年从事中国情报收集的日本海军军人。因此，无论该会创会宗旨多么冠冕堂皇，也遮掩不住其收集中国各类情报的内在重要目的。其实在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的办校宗旨里，也毫不忌讳地提到其意在培养从事外交军事情报收集以及通过商业活动去实践兴亚主义的人才的目标。该校课程分为本科生、别科生。其中，别科生专为陆军教导团的学生设置，教授内容为中国现代文、中国语会话。开校当初的教职员由校长曾根俊虎、教员金子弥兵卫、中国人张滋防三人构成。但开校不久，教职员构成即发生变化，曾根俊虎、金子弥兵卫不再担任教职，空缺由汉学家广部精、外务省的中田敬义补进，与张滋防一起担负学校的教学工作。该校营运高峰期间，曾有本科生40人，别科生42人。但因经费问题，开校两年三个月后，即明治15年5月，该校宣告关闭，其在校本科学生随后均被编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人教师张滋防也相应进入东京外国语学校继续授课。⑥在该校学习过的有，善邻书院的创办者宫岛大八、后来的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从事对华贸易的大仓喜八郎等著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