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何种官话
    兴亚会在创办中国语学校时，曾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学校应该向学生传授何种中国语会话。如前所述，日本人与中国官商的最初交往地是上海。而由于明清时期的特殊性，在中国南方，尤其江南地域，流行的是一种带着南方口音的官话，日本人称之为“南京话”或“中州官话”。笔者推测，在上海，日本人所接触到的官话，应该就是这种“南京话”，而不是北京官话。
    然而日本人接触“南京话”并不起自同治元年。江户时期，服务于长崎奉行所的唐通事大概讲的就是“南京话”。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南京话”对近世日本语里的汉字音读发音产生过重大影响。明末清初之际，有不少明朝遗民亡命日本长崎，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说南京官话应该不足为奇。其中，有些人加入唐通事行业，与日本社会相融合，成为为日本政府效力的华裔。唐通事多是一种世袭制职业，即出身于唐通事家的子弟多会秉承父业，从小习学汉文以及中国语发音，以便将来成为一名唐通事。这反映出日本传统的中国语会话学习状态：世袭的唐通事从小学习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带的官话——“南京话”。然而随着1862年起日本官商进出中国，中国语会话的掌握不再局限于唐通事的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在日本与中国成功交换《中日修好条规》之前，均不应有日本人出现在北京城内。换句话说，在明治6年(1873)前，日本人基本接触不到北京官话。而当时日本国内的中国语人才非长崎的唐通事莫属。据资料表明，明治日本的早期中国语教育中心——东京外国语学校，在明治9年(1876)9月前，所教授的中国语会话是“南京话”；在此之后，聘得北京人教师薛乃良，改授北京官话。自此，东京外国语学校遂成为北京官话的教育中心⑦。日本东京地区的这一转化，其实也恰好说明，在中日近代条约关系成立之前，无论是南方的贸易城市，如长崎，还是北方政治中心，像东京，日本人按照传统习惯，习学的是“南京话”。而在没有中国人教师受聘前来日本之前，长崎的唐通事无疑是中国语会话的教师主力。明治初期，频繁参与近代中日交涉的日方翻译郑永宁即出生于长崎唐通事世家。郑永宁语言才能卓越，在中日近代早期交涉中，为日方作出非凡贡献，全程参与了《中日修好条规》的谈判、签约、批准交换书，尤其是在助成日本公使副岛种臣觐见同治皇帝一事上，可谓不遗余力。无论是他唐通事的出身，还是他长期从事外交翻译的丰厚经历，郑永宁于日本人应该学习何种中国官话一问题上均有发言权。作为兴亚会的最初会员之一，郑永宁曾就应习学何种官话发表过一个演讲，并被刊登在明治13年(1880)4月21日发行的第三辑《兴亚会报告》上。
    在上述演讲中，郑永宁说，“在中国，官话极为普及。凡中国人，若只会说土语（方言），不会说官话，便无法混迹于江湖，且为世人所鄙视”⑧。不过，郑永宁解释说，中国官话并不是北京话，而是历代京话的混合物。在中国，会说官话是一种身份的体现。凡中人以上人士，于会客时，务必会使用官话。⑨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中国官话是历代京话的混合物，那么在清朝都城北京所流行的京话却为什么不代表中国官话呢？郑永宁依据自己丰富的经历如此解说道，“在明末清初之际，官话停留在了南方。南方人不屑讲北方话，北方人对此无可奈何”⑩。他补充说，他在北京时，曾到过南方人入阁的学士堂，看见汉大臣与亲王以下的满大臣相谈，其口音多是南北混合，官位越高，北音越疏；而亲王及满大臣与汉大臣相谈时，并不单单操着京腔。况且，南方人虽然不能操北京口音，却用的是官话，所以北方人很容易理解他们的话。可见在宗庙朝廷内通用的话自是一种东西南北混合的通语，任谁都可以理解，这就是官话，又可被称作中州通语，通行于中国大江南北。(11)郑永宁还举例说，京师的满人官员若去外省上任，其招募幕僚时，多会挑选南方人，尤其是精通中州官话的南方人。为此，郑永宁以为，欲与中国的官、士、商往来，应学习这种混合型官话。郑永宁在结束他的讲演时明确提倡，应到江苏一带去招募精通中州官话的中国语教师。(12)
    郑永宁根据他自身的经历，提倡日本应大力推行“南京话”的教育。出身唐通事世家的郑永宁自身习学的也是“南京话”。凭借一口熟练的“南京话”，郑永宁在充当高级外交翻译时游刃有余，不仅与京里的官员，与京外的南方官员亦绝无沟通上的障碍。不过，郑永宁虽然明白北京话并不是中国官话，但却不知带着南方口音的官话亦不是中国官话，流通于北京官场的官话其实应该是具有北方口音的官话。在这种官话里，本应尽量少掺杂北京地方土语，然而这样的情况到底不能避免，正如上海人在说官话时也免不了会掺杂一些当地土语。“南京话”虽然可通行于中国大江南北，但在发音上，到底与流通于北方，尤其北京的官话有一些距离。明治维新，特别中日近代平等邦交关系建立以后，欲与中国政治中心密切接触的日本，在确定究竟应该学习何种官话上，开始有所变更。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日本政府下属的东京外国语学校，于明治9年将中国语会话的教授由“南京话”变成了北京官话(13)。
    不过，兴亚会中国语学校成立之初，在东京，并不是所有的中国语教育科均采用了北京官话教育。例如庆应义塾开设的中国语科，于成立当初，即自明治13年1月至明治14年7月，所采用的教学对象为北京官话。然而在中国语教师更换之际，福泽谕吉等却提出，作为商用，与其学习北京官话，不如学习“南京话”。于是，该中国语科同年11月以后开设的课程更改为教授“南京话”(14)。即便在采用北京官话教育的兴亚会内部，最初在选择何种官话教育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只是最后教授北京官话的意见占了上风。这固然与日本政府所倡导的大势不无关联，但更直接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兴亚会中国语学校与日本陆军的关系。据第二辑《兴亚会报告》所载内容称，至明治13年3月31日，在塾生（在校生）9人，通学生（不住校生）12人，别课通学生41人。(15)这个数据显示，该校成立初期，作为别课通学生来校学习的陆军人数，要远远超出普通学生人数。日本军部早在明治初期就意识到培养中国语翻译的重要性。陆军有系统的语言人才培养计划始自明治6年11月。当时，御幡雅文等13名东京外国语学校学生，作为陆军中国语留学生，被派遣到北京。(16)而在兴亚会中国语学校成立之前，东京的军部也已经组织起相关人员学习中国语。学员的老师正是该校后来的主力教员——广部精，而广部精传授的中国语会话是军部要求的北京官话。因此，兴亚会中国语学校推行北京官话教育，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
    其二，与学校的创办人曾根俊虎的主张不无关系。曾根俊虎可以说是明治以后首批进入中国的日本人。在明治9年的一次任命中，作为海军在职军人，曾根俊虎在中国收集情报长达两年。在华期间，除收集情报外，他还一直跟随中国人张滋防学习北京官话。换句话说，兴亚会中国语学校的创办人是位精通北京官话的海军军人。而学校里唯一的中国人教师张滋防又恰恰是曾根俊虎的业师。学校成立之初的另一位中国语主力教员金子弥兵卫，曾是日本驻华公使馆馆员，其所习中国语自然是北京官话。金子弥兵卫还编撰出版了学校教学用的第一本中国语教科书——《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这本教科书是在英国人威妥玛所编写、出版的《语言自迩集》基础上改编而成。《语言自迩集》是威妥玛自己为学习北京官话而苦心编写的随身用学习手册，对学习北京官话非常便利，在外国人中间广为流传。总之，上至学校创办人下至具体负责教学人员所具备的北京官话背景，均决定该校将极力主张学习北京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