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兴亚会会员广部精的教学参与，亦起到影响作用。广部精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少年时期起，即开始习汉学并中国语会话。明治11年(1878)5月，他接受近卫将校团的聘请，成为共同社的教师，担任中国语教学工作。其间，他将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改编成日本人用教科书《亚细亚语言集》。《亚细亚语言集》的第一卷——散语之部与金子弥兵卫的《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基本雷同。在东京，同一时期，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同样底本进行改编的举动反映出两个现象：一是日本当时非常缺乏北京官话教科书；一是威妥玛的这部《语言自迩集》确实影响力非凡。广部精明治11年起开始为军部培养翻译人才，这说明他在此之前，于中国语会话教育，已经由“南京话”转换成“北京官话”。广部精在明治11年以后开始改编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为日本学生提供一本北京官话教科书的举动，也证明了上述说法。较曾根俊虎、金子弥兵卫，广部精是位中国语教育的实践家，充分意识到学习中国官话的重要性。在发行于明治13年11月15日的第十二辑《兴亚会报告》上，刊载了广部精的一篇论说——《官话论》。其中有：
    余曾谓清国官话，非但清国，乃亚洲之通话也。（略）闻西洋诸国各异其语，而以英语为通话，故上流之人，皆能解英语云。十八省各虽有土话，而中人以上，无不通官话者，则亦不足深究其小异耳。（略）在今日满洲、蒙古至西域各部落，苟位上流士民，皆略解官话云。安南、西藏之于清国，其往来最久矣，虽未可谓国人尽通官话，而亦远识之人、慷慨之士，盖解其言。（略）由是观之，亚细亚东部无一不通官话之国，则谓之亚细亚通话，亦非虚语矣。（略）欲结亚细亚各国之君子，共乐其太平，则必不可不通其语。(17)
    由此可见广部精对于学习中国官话的热情。在兴亚会内部，与广部精一样热衷中国语学研究者亦不在少数，尽管当时日本的主要思潮乃为“脱亚论”。据此，我们看到在日本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趋向：一是要废除汉字，脱离亚洲，全盘西化；一是要固守东方精神，更加仔细观察、研究中国。
    总之，日本社会对于中国语人才的需求，引发了日本各界积极推动中国语人才的培养。而怀抱强烈政治性目的的兴亚会，其所培养的语言人才又注定将更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呈现的事实表明，较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毕业生多成为中国语学专家，曾经就学于兴亚会中国语学校的学生，其后多凭借自己的语言才能，投身于中日相关事业，实现他们早年立下的政治抱负。
    《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
    在明治35年(1902)11月刊行的《增订亚细亚语言集》的绪言中，广部精提到，当初他在执教兴亚会中国语学校期间，他所利用的教科书乃为自身改编的《亚细亚语言集》。不过根据《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的绪言，笔者相信由金子弥兵卫所编纂的这部教科书，在广部精到任之前，必定是该校使用的首本中国语教科书。何况，如前述，《亚细亚语言集》的第一卷内容基本与该书重叠。因此，通过对《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研究，足可观察该校学习北京官话的状况。以下即为对该教科书的整理与分析。
    首先，这是一部实用性极强的日常用语手册。《新校语言自迩集》编者将其确定为“散语之部”，可见学会记住基础用字用语是这部教科书的首要目的。而书内所载皆为编者日常起居生活中所日积月累的用字、用语，并且这些日常用字、语均自然出现于各个日常生活场景的对话里，易记易学。在《新校语言自迩集》里，编者将众多散语分为四十章。换句话说，编者通过四十个不同生活场景里的对话，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日常用字、语。具体而言，每章均占据一页纸面，文字竖排，散语与对话以竖线分开；竖线右边为每章所列举的散语，仅一列，其数量或为24字，或为25个字，而每个散语的右侧均标有罗马字注音；竖线左边为每章所列举的场景对话，没有标记注音，占据了该页面的剩余部分，内容丰富。例如，“散语四十章之五”围绕学习话题展开，其散语部分，列出“抄、教、学、请、拿、字典、话、找、看、认、肯、告诉、记、问”(18)等25个字或用语，而这些用字、语将分别出现在竖线左边所排列的情景对话中。现抽取部分对话如下：
    找先生，请先生，请教。
    口音正，说话真。
    请先生教话，请先生拿字典找字。要找什么字？要找“瞧”字儿字。这个字见过没见过？见过了。你告诉我是那个字，我不记得那个字了。还有不记得的字么？那儿没有呢。记得的少，不记得的多。(19)
    在上述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编者尽量列举了在学习中国语会话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对话，并将对话中所出现的日常用字、语挑拣出来列在一旁，标上注音，以方便使用者加强记忆。
    说其实用，是因为编者并没有以文法来贯串全书，甚至编者丝毫没有导入一丝的文法概念，只是依据自己生活起居中所需用到的字、语进行了一番编排。根据这样的编写原则，使用者似乎除了用暗记的手法将书中所排列的语句背诵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学习方法了。不过这些背诵并不尽是枯燥，编者所精心准备的丰富话语场景，让那些枯燥的字、语活灵活现起来，令使用者可随时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尝试利用它们。而且，那些对话是如此尽显北京官话的特点，确实可成为在京外国人的出门交际助手。
    其二，该教科书所展现的汉字注音法说明日本人已经开始接受并吸收这种创自西方人的罗马字标注汉字的注音法。据说，因直音与反切等中国传统的汉字注音方法不适宜没有汉语基础的外国人学习汉字，所以那些早期来到中国的西洋人开始试图利用西方的罗马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就创建了供西洋人用罗马字（拉丁字母）学习汉语的方法。清末，随着外国使节常驻首都北京的实现，越来越多的西洋人意识到，最具代表性、最适于传播的发音是北京官话。于是，他们开始按照北京官话发音标准创制注音方案。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英国驻华使馆秘书、后来更晋升为驻华公使的威妥玛。他通过自身的语言学习经历，最终创建了接近英文的罗马字汉语注音方案，并实践运用于自己所编纂的北京官话学习用书——《语言自迩集》，在外国人士中广为应用。而兴亚会中国语学校的首册北京官话教科书《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正是利用、改编了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由此可见威妥玛在中国汉字注音近代化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然而，该教科书虽对《语言自迩集》进行了修改，但缘于日本人在学习北京官话方面也没有什么积累，所以对《语言自迩集》里的注音方案不太可能进行大量改动。笔者推测，《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里的汉字注音基本保持了《语言自迩集》的原貌。由此，我们通过观察、分析《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里的汉字注音状况，多少可以了解中国汉字注音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以下便是该教科书在注音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较目前中国使用的国际通用汉语拼音，声母设定少，造成发音含混的现象发生。比如“t”、“d”不分，“p”、“b”不分，“k”、“g”不分，即“t”“d”皆取“t”音，“p”“b”皆取“p”音，“k”“g”皆取“k”音。具体实例如下。“地”、“剃”的注音同为“ti”，“团”、“端”的注音同为“tuan”；“铺”、“不”的注音同为“pu”，“平”、“兵”的注音同为“ping”；“苦”、“古”的注音同为“ku”，“孔”、“公”的注音同为“kung”。又有，目前所通用声母中的“ch”、“zh”、“j”、“q”，均发“ch”音。具体实例如下。“纸”标记为“chih”，“吃”亦为“chih”；“中”标记为“chung”，“充”亦为“chung”；“教”标记为“chiao”，“桥”亦为“chiao”。而“价值”标记为“chia chih”，“轻重”则标记为“ching chung”。更有甚者，“请”、“井”均标记为“ching”。又有，“z”、“c”不分，均发“ts”音。具体实例如下。“最”为“tsui”，“彩”为“tsai”；“参”为“tsan”，“赞”亦为“tsan”；“尊”为“tsun”，“存”亦为“tsun”。又有，目前所使用的“r”音以“j”标记。例如，“热”为“je”，“绕”为“jao”，“扔”为“jeng”，“然”为“jan”，“软弱”为“juan jo”等等。又有，目前所使用的“x”音以“hs”标记。例如，“些”为“hsieh”，“下”为“hsia”，“先”为“hsien”，“雪”为“hsueh”，“姓”为“hsing”等等。其次，与现行的韵母相较，该教科书内所设定的韵母亦有标识不准确的现象存在。其中有，“o”、“e”、“uo”三音不分，往往以“O”音标记“e”、“uo”音。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