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可”为“ko”，“和”为“ho”，“脱”为“to”，“多”为“to”，“桌”为“zho”，“骡”为“lo”。但也有标识准确的情况存在。例如，“我”为“wo”，“得”为“te”，“国”为“kuo”。这说明，编者知道“o”、“e”、“uo”三韵母的存在，只是不能准确区别使用。又有，以“ung”标记现用的“ong”音。例如，“东”为“tung”，“凶”为“hsiung”，“弄”为“nung”等。又有，以“ien”标记现用的“ian”音。例如，“千”为“chien”，“念”为“nien”，“脸”为“lien”等。另外，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将目前韵母均标记为“ui”音的汉字区分为“ui”、“uei”两音。例如，“最”为“tsui”，“睡”为“shui”；而“柜”为“kuei”，“愧”为“kuei”等。这大概受了北京地方方音的影响。
    虽然存在以上种种问题，但该教科书内所记录的注音依然有值得称道的方面。比如，相对问题点中，大部分的注音比较准确；前后鼻音、卷舌非卷舌音的标注亦很准确；且四声的标记基本未发现问题。该教科书最初的编纂者威妥玛因是英国人，所以不可避免夹杂了稍许字母文字圈的注音习惯。比如，有些字的注音还特别标注了重音的位置。例如，“套”为“tào”，“混”为“hùn”，“茶”为“chà”。对会出现儿化音的汉字，在其注音后加“h”。例如，“些”为“hsieh”，“是”为“shih”，“纸”为“chih”，“雪”为“hsueh”等。(20)由此不难看出，在如何准确标记北京官话方面，编纂者真可谓用心良苦。这本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范本，让我们观察到中国汉字注音近代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
    其三，该教科书的特点还在于它不但列举出普通的生活场面，尚由浅至深说及中国，尤其北方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并进而论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官场行为，堪称一本初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的简易读物。比如，说及在中国的旅行：
    你走路爱坐车爱坐船？都是看地方儿。南边没有车，那都是看地方儿走，走长路的都是生（笔者按：坐）船。走河路都是小船儿，走海的船大。(21)
    遂言及中国山川的地理风貌：
    江河湖海是天下大水的总名儿。（略）那长江之流，打西到东。湖北来的船到江西去，一路都是顺流。到了江西，那儿的山水也可以。(22)
    最后由南方山水回转至京城：
    京城里没有河水，喝的都是井水。京城的买卖铺子，大半都是在大街上。胡同小巷都是住家儿的多。(23)
    上述描述可说是对中国的详细考察。在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虽然对缔约国开放了内地旅行权，但该旅行权受到严格控制，一般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仍然困难重重。换句话说，外国人对于中国内地的了解直到19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依然非常有限。日本亦不例外。受条约限制，甲午战争前，日本人虽然有历次乔装为中国人，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调查的经历，但因为缺乏帮助，更因为必须掩盖身份，其收效并不显著。刊行于明治时期的系列纪行多为甲午战争之后的出版物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学习中国话，是为了切身了解中国，而这本教科书首先为使用者提供了一个最初了解中国的途径。
    有意思的是，感受中西体制冲突的，起初是西方人，而非中国人，所以中国政治体制、官场行为乃至地方行政成为西方人时刻注意观察的对象，在该教科书中就储存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例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解：
    君上，是百官万民的主子。家主儿是底下人的主子。官民就是官长下民，下民也叫百姓。（略）管民的是文官，带兵的是武官。官兵的额数有一定的。(24)
    又有中国农本思想的体现：
    国家定的律例，是治理百姓的，不是出于暴虐。中国的道理，不教而杀谓之虐。耕耨是小民的本分，夏天人人儿都耕田。（略）天下治乱，总在于官。(25)
    又有中国人对于皇家、官府的理解：
    皇上、朝廷，都说的是主子家。朝廷随地酌情建立地方官，为临民的官。（略）有事情民人出了力，地方官赏给银钱，那就是鼓舞的意思。（略）赦罪，是人犯了罪，皇上随事的情的宽免了他，那就是皇上的恩典。受恩赦罪之后，再有为匪的，那实在难免死罪。(26)
    又有政府处理政事的基本原则：
    官事不论大小，都叫差使。本任的官，或是公出，或是撤任，有官来替他办事，那就是署他的任。（略）文书上所论的是官事，家信论的是私事，从下往上报告事件，当用禀帖，用文书的体式不同，（略）平行的官来往用照会。(27)
    由此我们发觉，教科书的原编纂者威妥玛，其北京官话教师应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有普通市民，有衙门书吏或差役，有私塾先生，更有政府官员，书内所包含的信息的确是威妥玛通过切身体验而长期积累下来的产物，既方便使用者学习北京官话，又帮助使用者学习如何与中国人交往。该书在外国人士中广有影响，确实有其道理。
    即如日本，身为中国邻国，原本自应有一套学习中国官话的途径。但由于江户时期所推行的锁国政策，导致日本上流人士虽识汉文，却不懂、不说汉话，会说中国话的人几乎仅局限于居住在南方港口城市长崎的中国人后裔——唐通事。至开国后，随着中日人员互访的增加，日本从上至下对于中国语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学习中国语的风气蔚然成势，遂有人感叹“余曾学清语，常以国字不合汉音为憾”(28)。而在提倡学习中国语会话，尤其北京官话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北京官话教科书的迫切需求，使得在华外国人间流行的一本北京官话教科书成为日本人争相重新编纂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