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当代欧美大众的心目中，组织暴力行动的潘克赫斯特夫人是一位英雄，一个争取平等权利的勇士。妇女选举权的最终获得与暴力参政行动紧密相连。2000年她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 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位名人之一，同时名列英国BBC广播电台、《镜报》等著名媒体评选的 10位伟大女性的榜首。这是后人对她们在参政运动中行为认同的一个明证。不过西方学术界尤其历史学界对她们为争取选举权利而采用的暴力的战斗策略一直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其暴力策略使WSPU失去人们的普遍同情，使自由党政府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来拒绝给予妇女选举权，因而是一种徒劳的努力。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她们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暴力，也许获得选举权会来得更早一些。但也有学者认为，正是 WSPU的暴力行动宣告了女性平等的黎明的到来，这些暴力参政者是为妇女赢得选举权的英雄，正是她们的努力为一战后妇女赢得选举权铺平了道路。笔者认为，暴力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正面的影响，也不乏负面的效应，我们不应忽视它的整体性和复杂性。
    WSPU用暴力的方式来抗议女性被剥夺选举权的不公，是对流行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中产阶级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s）定势观念和男女角色理想模式的强有力挑战。20世纪初的英国关于性别从属领域的刻板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公共领域是男人的，诸如工作场所、法律、经济、政治、知识以及文化等具有权力和权威性的生活层面被视为男性当然的领域；家庭、炉灶边和孩子等私人领域被认为是最适于女性的活动领域。女性应该柔弱，需要男人保护，应该没有政治权力的欲望。当这些女性为了她们的政治权利而一扫往日的温文尔雅和柔弱的形象，冲上街头，砸毁窗户，纵火烧房，安置炸弹，投身于“战火硝烟之地”时，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意识和要求改变性别领域现状的行动，被视为对男性领域的公然入侵，整个英国社会为之震撼。
    同时，暴力行为也对政府权威和法律提出了挑战。它鼓励女性为自己的权利而战，鼓励男性和女性来共同考虑女性的平等权问题。正如潘克赫斯特夫人在演讲中一再重申的，“我们的暴力行动是向‘政府建立在力量的基础上，妇女没有力量，她们必须屈服’的观念挑战。我们向世人表明：政府根本不是建立在力量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的。只要妇女同意接受不公正的统治，她们就会受到不公正的统治；但是妇女们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保留我们的同意，只要政府是不公正的，我们就不会接受它的统治。’你们无法依仗武力去统治一个最最柔弱的女子。你可以杀死这个女子，而她却因此可以摆脱你；你无法统治她，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向世界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21]。同时，与政府交锋的过程也是挑战法律的过程。如因参与暴力行动而入狱的WSPU成员被视为普通刑事罪，关押在第二监狱。她们为此绝食，要求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要求被关押在第一监狱。她们认为，所有的暴力行动的政治动机是为了获得选举权。在狱中绝食的过程中，这些妇女所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平等的信念和勇气，实在难能可贵。潘克赫斯特夫人在1913年在美国作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暴力》的演讲中说：“生命对我们是神圣的，但如果要有人去牺牲，那将是我们；我们要让政府处于这样的境地：要么给我们投票权，要么处死我们。”[21]WSPU用极端的暴力的方式对抗政府和法律，尽管没有达到直接的目的，但却带来了观念上的一系列转变：不仅引发了男性对女性问题的认识的深化，而且使女性自身开始认识自身的问题，它也深化了英国政府对人的权利问题的认识。
    还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正是WSPU的一系列暴力行动，把妇女选举权问题提到了政府必须加以考虑的程度。最初，WSPU实施暴力策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制造新闻，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实际上，这个目标成功地实现了。1905～1914年，英国各大媒体竞相报道WSPU的暴力活动，同时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的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也进行了报道和评论；甚至中国《东方杂志》、《世界》在内的媒体也对她们的行动做了相应的报道。从媒体报道的立场来看，经历了从初期对她们的同情和支持到暴力升级后对她们的谩骂和诅咒的变化。尽管如此，但她们的行动，她们的要求，她们的形象，已经渗透到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所有的人--无论男人和女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自由党、保守党，都无法回避妇女要求选举权的事实。
    但是，必须看到，作为WSPU推动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惟一策略，暴力行动日趋狂热，逐渐偏离了原有妇女参政运动的轨道，也导致了诸多不良的后果。一是她们的暴力行为遭到了政府的强硬对抗，妇女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二是她们的暴力行为疏远了原本支持妇女参政的男性政治家群体，就连支持给予妇女选举权的主要政党工党，也不赞成她们的暴力方式。三是她们的暴力行为，特别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破坏，已经构成恐怖主义行为，致使普通民众也疏远了她们。1905～1912年初，WSPU在与政府的较量中处于劣势，获得了公众的同情，但随着1912年尤其是1913年对公共财物和私人财物进行破坏的行动的滥用，公众越来越无法接受WSPU的行为，一些被激怒了的民众开始直接用“以暴抗暴”的方式来对抗她们。四是导致了WSPU组织内部的分化和力量的削弱。基于对待暴力行动的认识不同，组织内部多次发生分裂，一些骨干人物相继离去；更多的妇女转而支持由全国妇女参政协会联盟（NUWSS）倡导的和平宪政道路，希望通过民主的、和平的途径来获得妇女的选举权。
    WSPU之所以采取激进的方式来追求妇女的平等权利，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妇女长期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因而手中不拥有可以对政治权力机构施加影响的资源。中产阶级男性可以通过常规的渠道、低成本的方式，以公共领域作为平台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发表意见，通过手中掌握的媒介形成公共舆论，对政府施加影响，实现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建。而一向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的女性，各种资源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形成有利于实现女性政治权利并对权力机构产生压力的公共舆论。她们曾通过诸如集会、请愿、依托男性在议会中提交选举权法案、辩论等正常渠道，寻求突破，但均未达到目的。在所有努力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为了打破僵局，寄希望于极端的手段，来赢得公共舆论，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虽然 WSPU的行动引起了整个公共舆论的关注，但暴力的方式和民主的目标背离，而且当时女性要求参政的主张还不具有公共性，因此未能形成对权力结构产生压力的公共舆论，公共领域与政治权力领域沟通失效。
    应该说，在妇女长达半个世纪的要求选举权的温和努力失效以及政府和民众对该问题陷入淡漠期的情况下，激进的暴力策略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它把女性要求政治权利的问题凸显出来，为英国妇女在一次大战后最终获得选举权奠定了基石。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一个改良渐进的过程，有时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并不排除用激进的方式来促进，但暴力方式毕竟不是英国民主发展进程的主导性方式，在英国政治环境里不可能成为持久的方式，因此1912～1914年随着暴力升级，WSPU的暴力行动就成了无人喝彩的孤独表演，失去了整个社会的支持。有很多学者认为，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 WSPU停止暴力行动，投身于对民族国家的支持，潘克赫斯特夫人极有可能成为失败的恐怖主义者，而不是英雄。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另一支主张走宪政道路的全国妇女参政协会联盟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消除了WSPU暴力不断升级后对妇女参政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保存和发展了妇女暴力参政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使政府看到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的理性和耐心的一面。当然，英国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勇敢表现和努力也为她们最终获得议会选举权增添了重要的砝码。战争结束后， 1918年，鲍德温保守党政府通过《人民代表法案》，年满30周岁以上的妇女最终赢得了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
    1905～1914年WSPU为争取投票权而进行的暴力行动，也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政治民主的发展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当政治民主不能发展，社会就会出现严重的危机。英国妇女暴力参政运动的出现，迫使权力阶层听到女性发出要求参政的强烈呼声，无论这种诉求的方式是如何令人难以接受，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终将把目光投向女性。一种社会政治危机发生后，如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的解决，政权就难免会面临用非正常的诉求方式来解决该种危机的威胁，社会也会因严重的不和谐而陷入某种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