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40）
    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41）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2）
    “礼，时为大”出自《礼记·礼器》，是指礼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是其首要任务。因此治礼学应重视“时王之制度”、当代典章，以切实用，而不是动矜博古，昧于知时，甚至“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学术成为玩弄之物，乃至个人争胜的工具，这如何能够有用于国家社会呢？这些都属于“藏往”之学，虽是乾嘉学术的主流，却无一例外地“无当于实用”，章学诚正是通过对以《周礼》为代表的政典产生意义的探讨，及礼学研究中应侧重实用、注重“达时王之制度”的倡导，表达了对流弊日益严重的考据风气的批判，倡导重建以经世为旨归的学术路向。这正如其自己所表达的：“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43）
    二、《春秋》与章氏史学
    章学诚曾反复申述“《春秋》流为史学”，“史学本于《春秋》”，“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可见，其史学思想还深受《春秋》的影响，这大概缘于他的如下认识：“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44）
    《礼记·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章学诚将其视为史学的渊源：“史家渊源，必自《春秋》比事属辞之教。”（45）“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46）按照通常的看法，属辞，指遣词用字，重视褒贬书法；比事则指按一定体例编排历史事件；综合起来，“属辞比事”就是指《春秋》树立了编年体史书的记事方法。章学诚选取韩愈与欧阳修作为代表，阐述了他对“《春秋》比事属辞之教”的相关看法。
    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地位得到了章学诚的充分承认：“韩氏道德文章，不愧泰山北斗”，“其文出于孟、荀，渊源《诗》、《礼》，真六经之羽翼，学者自当楷范。”但是章氏认为其不足在于史学非其所长，因为“史家渊源必自《春秋》比事属辞之教，韩子所不能也。”（47）“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韩愈对“属辞比事”的理解仅限于文辞，以致将《史记》与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同观，对于规矩方圆如班固，卓识别裁如陈寿，竟然不屑予以顾盼，这充分体现出其“特不深于《春秋》，未优于史学耳。”（48）不仅如此，章学诚还进一步提出：“至六朝古文中断，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49）韩愈不懂得“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因此不擅长史学，导致古文自此“失传”。此后，欧阳修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步趋昌黎”，亦“不愧为千古宗师”，虽有史作，但其史学在章学诚眼中，也是毛病百出：
    欧阳步趋昌黎，故《唐书》与《五代史》虽有佳篇，不越文士学究之见，其于史学，未可言也。（50）
    第其生平见解，不能出韩氏之范围，《唐书》与《五代史》，非不竭尽心力，而终不可与语史家之精微也。（51）
    虽欧阳手修《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52）
    欧阳名贤，何可轻议！但其《五代史记》，实无足矜。盖欧阳命意，则云笔削折衷《春秋》，而文章规仿司马，其说甚得其似而非其是也。盖笔削自当折衷《春秋》，而欧阳所见之《春秋》，乃是村荒学究之《春秋》讲义，非《左》、《国》经纬，贾诂杜解之《春秋》。（53）
    《新唐书》、《新五代史》反映欧阳修没有超出文士的见识，谈不上“史家之精微”，不仅未能领会《春秋》的“比事属辞”宗旨，甚至对《春秋》文本的选择都出了问题：“村荒学究之《春秋》讲义”，如此一来，笔削折衷于《春秋》岂非有些根基不稳？当然，章学诚也曾说：《新唐书》“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于师《春秋》者矣。”（54）“本纪笔削，深得《春秋》法度，实马、班以来所不能及，此其质于尹师鲁氏而有得者；较之列传标题之误法《春秋》，相去远矣。”（55）但他认为功劳并不在欧阳修本人，而是受益于尹洙（师鲁），“欧阳于史学本无深解，而本纪折衷于尹师鲁，最为能得《春秋》例义矣”。（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