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如果仅仅从编撰形式的角度论述《春秋》对史学的影响，显然是缺乏新意和深度的。实际上，他在强调《春秋》“笔削”编撰形式的同时，更重视《春秋》之“义”对史学的积极意义：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57）
    史书的撰写在“事具始末，文成规矩”的基础上，还需作者在史料的详略选择、史事的轻重安排上都有“独断于一心”的卓越见识，不为前人的成例与牢笼所束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达到“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宏伟目标，这就是章学诚所极力倡导的《春秋》家学。
    章学诚论述《春秋》家学时，基本是指纪传体正史，虽然他批评自唐以后，目录著作以荀悦、袁宏等书列为编年，次于马、班等正史之后，违背《春秋》本旨：“《春秋》体本编年，荀袁之书，（58）与马班本纪，同源异流。特以纪传承用者多，又于学者讲习良便，故世相与宗之。然必标名正史，岂《春秋》之学，转以编年者为非正史耶？（59）”他强调二体本无轩轾，各有所长，不可偏重。不过，他的论述对象仍集中于纪传体正史。如他曾表示：“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学也。……《春秋》家学，虽谓今日不泯可也。”（60）只是，他更倾向于将唐以后官修的正史排除于《春秋》家学的范围之外，“纪传之史，自迁固以迄梁陈，皆《春秋》家学，……惟《晋书》《隋书》以下，凡集众官修之书，非复专家之学，不过整齐故事，以备要删”。（61）而且他对前四史与此后正史的评价还略有差异：
    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62）
    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如后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
    陈寿、范晔以后的正史，虽不完全符合《春秋》旨趣，但仍然体现了著者的别识心裁，并“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与后来的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断言“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63）陈陈相因的积弊，扼杀了史家的创造力与见识，即使有极个别的学者深思向学，能师法前贤，并能有所突破，“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竟被群起而攻之，如郑樵的《通志》。
    章学诚源于《春秋》的史学思想，其积极的方面主要在于借助《春秋》家学，表达了对别识心裁、独断之学的倡导，及对积弊日深的官修史学的大胆否定。
    三、“《春秋》、《官礼》，意可互求”（64）与章氏史学
    章学诚将古今的著述分为记注与撰述两类，为人所熟知，但其划分的依据源自其《春秋》、《官礼》“意可互求”的认识，这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章学诚认为三皇五帝之书由《周官》外史掌管，但这种制度后来消失，书籍缺乏管理，大量散失，流传到后世的仅有虞、夏、商、周数代典籍而已。这些原始的文献被孔子删减整理为《尚书》。《尚书》是谈不上什么体例的，因为“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65）后世的儒生竟然视其为史家的始祖，予以模拟，在章学诚看来是非常可笑的。《尚书》并非史学之祖，那么《春秋》呢？历代很多学者都根据孟子“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66）推演史学的产生，章学诚表示孟子的话不过“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要了解《春秋》之体，还必须追溯到《周官》：“《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
    三代前后的史书，其同异就在于《周官》记注成法的有无，“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67）记注无成法，就需要撰述有定名，侧重比事属辞的《春秋》也就应运而生。